东方学研究的新趋势：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国家研讨会综述

为了弘扬东方文化 ,总结和汲取 2 0世纪以来全球东方学研究的理论财富 ,推动中国东方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 ,促进中外东方学界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互补 ,北京大学于 2 0 0 1年 5月 16日至 18日举行“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1〕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这个主题分别就以下议题进行研讨。　　一、关于东方文化　　 (一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　北京大学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的魅力和东亚文化的精髓》一文中认为 ,面对人类千年嬗变和东西交流时空交叉点上研究东方学和东方文化 ,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     

从《东方学》看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

爱德华·W·萨义德著的《东方学》一书中,东方学一词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本文主要针对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支撑和切入点,看当今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后殖民语境下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学的三重视野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下,可以从跨语境诗学的三重视野审视中国东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其一是内文化视野(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探讨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如日本俳句、印度文艺作品的理论与实践;其二是交叉文化视野(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学术意识,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其三是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探讨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建构中国立场与特色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东方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

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