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总队成立70周年纪念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建立并领导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八年的抗战岁月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部队,成为南粤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珠江纵队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灵活运用人民军队的游击战略战术,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和特点,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消灭了大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儒家文化命运辨析——全球化时代几种儒家文化归宿理论的实证检验

"儒家文化的命运"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命运,关系到人类和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以10个样本城市1254个样本的经验数据为根据,澄清了两个诉说纷纭的问题: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它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了,还是已经彻底消亡,抑或是处于一种折中状态?二,近年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的性质,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实证分析表明: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既不是张之洞所言的"一成不变",也不是列文森所言的"彻底消亡"。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被妖魔化的历史之后,经过损益的儒家文化仍然活着。二、近年来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稍纵即逝的泡沫,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儒家文化正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儒家文化之所以在此时走上复兴之路,一是中国的终极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素质,这种素质孕育了其复兴的"可能性";二是中国的工具文化现代化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种成功创造了使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大势";三是当下的有利的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条件。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全清词·顺康卷》漏收李式玉词辑补

《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清词的研究,但总集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且浩大的工程。且由于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别集,为之辑补李式玉词129首,以补《全清词·顺康卷》之缺。     

中国英语的本质、根源及发展——基于语言变异理论的解读

语言变异理论基于语言系统异质说,对英语变体的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世界英语看做是一个有序异质的系统,不同区域所使用的英语都有本土化的异质因素(共核英语除外),当这些异质因素在本土社团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开始传播时区域变体就会产生。中国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作为一种英语变体,其语法规范以母语国家的英语语法为标准,擅长表达中国社会特有的经济、文化等概念和事物,在句式和语篇诸多层面受到汉语思维的影响。中国英语是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英语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变体,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发展方向对语言学的研究和我国的英语教学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与中国路径——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     

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五届五次理事扩大会上的报告

各位理事、会员:我代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向大会作研究会2014年工作情况与2015年工作要点报告,请审议。一、2014年工作情况2014年,在以李铁映同志为会长的常务理事会领导下,全体会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奋斗,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