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诗与乐的再度结合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疏或离合关系，诗歌的体式亦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先秦雅乐催生了《诗经》四言体诗。汉魏乐府适应清商乐的盛行，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整体性质变。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曲子词以外在形体与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显示出更为灵活、更富弹性的优化趋势，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

兴盛于唐代白居易时期以“忧黎元”、“补时阙”为主的新乐府，虽然“可以播于乐章以歌曲”，但由于其内容不符合唐廷“新词”的标准，故其实“未尝被于声”。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导致唐后特别是两宋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全然不能“歌曲”的最根本性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实况，使得唐后其它类别乐府诗的入乐也大都无乐谱可凭藉。但唐后的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却都是可配乐而唱的。这些乐府诗之所以可入乐者，主要是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以里曲代为，二是创制新曲，三是套用其它曲调。     

论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与演变的影响

乐府诗涉及诸多人物,是否有乐曲专咏人物事迹甚至以人物的名字或代称来命名乐曲、相关乐府诗的入乐入舞情况和流行程度、歌辞能否唤起读者的兴趣并为读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传说的流播。乐府艺术在人物传说的演变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因其他乐府诗的影响,或从较早的歌辞里生发,或纯属乐府诗人的虚构,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乐府诗中诞生。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明清之际诗歌叙事意识的积淀

清代诗歌叙事纪史特色的形成,与诗学观念的演变、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明清之际诗风转变中诗歌叙事意识的积淀,更为清诗叙事纪史风气的形成直接奠定了基础。这种叙事意识的积淀主要表现在"乐府"传统的体认与创作的解放、"诗史"情怀的弘扬与发展和诗性叙事技法的渐盛与开拓三个方面。     

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绘声色并茂的画面抒写兴亡感慨,这既是晚唐诗坛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温庭筠取法南朝乐府传统革新乐府的努力:既在题材艺术表现上进行调整以为其和乐歌唱作准备,也在题材、体式、语言诸方面借鉴南朝乐府。作为乐府诗的终结者和词的开拓者,温庭筠正是通过对南朝乐府的回归成就了乐府诗最后的辉煌。     

“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继取汉魏 变革古风——初盛唐乐府诗论

沿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是初盛唐乐府诗的一大特色,所借用的古题和作品的数量都十分可观。初盛唐诗人多沿用古乐府的本意,但在因袭中又有所革新,利用这种较为自由的诗体来表现其审美情趣和人格理想。在借鉴前代乐府诗的艺术方面,初盛唐文人有意恢复乐府诗的古貌,积极创作杂言乐府,吸收汉魏乐府的语言特点及民歌口语,并借鉴汉乐府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手段。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创作动因探赜

在普遍以“绮彩”、“声律”为重的六朝愉情揣性的诗坛，文人袭用旧调、敷叙旧事（乐题本事）一类的故事乐府缘何屡屡频现，不绝于史。笔者以为，这是文人创作兴趣的转移、儒学传统的倡导、乐府本身的叙事性、六朝诗学思想的浸润和类书编纂的兴盛等综合因素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