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与梭伦改革之不同历史价值

管仲与棱伦分别是先秦齐国和古希腊城邦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也是中西政治思想史、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二的改革与实践中,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管仲采取“法自君出”政策,强调君主专制制度;梭伦采取“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制度;加之二改革所依托的社会载体不同,致使二的改革在民主思想观念等方面形成极大差异,也直接影响中西民主思想的历史进程。     

改革风险与制度补救:改革中民主法治的工具性理解

改革存在风险,对风险的规避方式有二：事前的"好人政府"的保证和事后的制度修正与补救。在一个不再相信神话和英雄的当代社会,人们无法期待天定的"明君贤相",只能进行事后补救。当结论不正确时,制度能及时补正,避免全局性长期性政策失误。民主正是这样一种纠错机制,而纠错的运作手段莫过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改革成功的保障。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试析法制、法治、人治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法制、法治、人治的含义,法制与法治的关系及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指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依法治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我国开始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实行了依法治国 ,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已经写入宪法 ,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这一治国方略确定下来 ,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     

法治新常态下如何避免人治诟病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也是一场领导方法与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要解开繁难复杂的治理方程式,法治是最有效的一把钥匙。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人治思想、长官意志严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凡事自己说了算,脑子里没有法律这根弦,"仍然痴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传统义利观之反思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核心是"去私",但由于它未能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传统的人治体制又使道德教化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导致理论观念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差距,致使传统道德在很大程度上畸变成为一种伪道德.传统的公民人格教育和传统义利观指导道德实践的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在道德重建的当代中国,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应成为道德建设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