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人性论与人治法治的关系

中国的人性论与专制人治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有什么看法 ,他们都主张专制人治。性恶论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论前提 ,它实际上抽去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在为专制人治张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础是人性善恶二元论。人性中有恶的成分 ,决定法治是必需的 ;人性也有善的方面 ,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     

清代贪污腐败犯罪成因分析

清代贪污腐败犯罪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公权私化为腐败提供了丰厚的营养;行政的集权化、监督机制缺乏,为腐败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机会;行政过程的人治化为腐败提供了方便的路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催化了腐败的进程;反贪不力,导致官场腐败禁而不绝。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法治观比较论

“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在我国正式确立 ,经过了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思路是人治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社会反对人治、厉行法治的全新历程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 ,通过宪法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是一个前后相继 ,继往开来的关系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礼治 德治 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法律思想亦内涵丰富。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与“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儒家人治理念的价值预设及其现实困境

儒家理念中的人治是"圣王之治",其内含的价值预设主要有四:一是人性本善或可善;二是人具有通过内在修炼成就圣贤人格的无限能力;三是"人是天生的道德动物",必须过社会道德生活;四是社会由圣王治理天经地义.由于儒家思想家未能对人能否成圣、如何判别圣人、圣人何以为王、圣人为王后如何治国、如何确保圣王永远为圣(绝不滥用权力)等五大关涉其理念生命力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圆满解答,以至其人治理念不仅内含一系列逻辑矛盾,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必将陷入理念与现实相背离的困境之中.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天演论》中的严复

《天演论》中的严复无疑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如严复认为,积人成群,合群成国,国家是"人"的放大,便明显具有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的影子。《天演论》中,严复替斯宾塞进行过一定的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天演论》就成了严复想要批判赫胥黎的反面教材,也不意味着严复的进化思想就是斯宾塞的翻版。严复清楚,斯宾塞的学说将生物进化论的机理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过分渲染"宇宙过程",并不可取。虽然《天演论》翻译的早期阶段,严复曾经质疑赫胥黎,认为应当将伦理从社会进化体系中剥离开来,并反对从道德主义衡量社会进步,但他后来对此做了修正,不仅认识到伦理与宇宙进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生活中"人"的自主性。因此,不能认为严译《天演论》,就是为了赞同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而排斥赫胥黎的伦理思想。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