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梦的立场观点看待柏拉图理想王国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生涯密切相关,他终生都关心什么是正义城邦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城邦,他提出了“哲学王”的主张.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否则国家的灾难,人类的灾难将没有尽头.下面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浅显的谈一谈对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王国的看法.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一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孟子、荀子天人合一理论异同新探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到孟子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发，荀子在“天人相分”的前提下寻求天人合一的途径，其天人关系仍属于天人合一的范畴。孟子、旬子的天人合一理论涉及到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其天人观的比较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新探

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用"无为而治"或"无为"、"有为"等哲学思想解释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并用"曹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儒"的建议等作为"黄老之治"的起点和结束,笔者认为欠妥."黄老之治"要分"黄帝之治"和"老子之治",要从政治思想上看问题,黄帝的政治思想是"法治",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治",在"黄老之治"时期,二者是交替为主的."曹随"只是"老子之治"的起点,"黄老之治"的起点是"黄帝之治",即"萧规"时期;"黄帝之治"早于"老子之治"退出历史舞台,是"黄老"内部思想斗争的结果;"老子之治"后退出历史舞台,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的结果.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明成祖的亲王守边政策

以往学界认为 ,明成祖在即位后将塞王内徙 ,以天子守边和总兵镇边取代了藩王守边。但对已发现材料的考察表明 ,在永乐十一年四月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 ,成祖之子汉、赵二王曾先后防守北京一带 ;二王拥有较大的军、政权力 ,可以统帅大将 ,抗击蒙古 ,地位接近于洪武末年的塞王 ;永乐初年塞王内徙出于本王自请 ,成祖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永乐时留在北边的其他塞王可起拥有护卫以壮边防声威之效 ,在定位上与洪武末年的安边保国不同     

王亚南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启示--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

王亚南首倡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为其可能与必要作了精辟的阐述。《中国经济原论》就是他实践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被誉为“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代表，影响深远，是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１０本经济学著作”中唯一在解放前出版的经济学专著。王亚南在创建中国经济学中，就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等方面，都对当今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启示。     

《蝇王》人性恶主题中隐含的赎救主题

在《蝇王》中,戈尔丁在揭示人性恶主题的同时,也将赎救的主题隐含其中。同时,由于赎救主题的存在,人性恶主题的揭示又在辩证的意义上逆向地指明了人性趋向至善、人类精神获得拯救的道路。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