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移。东汉末年居晋阳,时值乱世,因当时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徒人口,族人乃移居野王县。曹丕登基,迁都洛阳,“令天下听内徙”;黄初二年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永嘉年间,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机,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     

《明史·职官志一》“三公三孤”条考辨(二)

"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复设.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0页)这里"仁宗复设"后面的"."应改为",".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成祖朱棣病故于第五次北征蒙古途中,八月丁已,仁宗朱高炽即位.下文中"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即为"仁宗复设"的解释,不可断开.     

《明史·职官志》勘误一则

《明史·职官志》关于北京行部的介绍有两处,一见卷七二“吏部”条后: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置六曹清吏司。后又分置六部,各称行在某部。另一见卷七五“应天府”条后:南京官,自永乐四年成祖往北京,置行部尚书,备行在九卿印以从。以上两则记载     

五代夏州拓跋部世系与婚姻考论

~~把利氏族一 ,与吐蕃姻缘 ,赞普悉王之 ,因此扰边凡十年。”唐朝最初设置羁縻州性质的行庆州和静边、芳池、相与王州都督、长史等官职以及更小的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 7州羁縻都督府对他们进行安置。“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跋乞梅皆入朝 ,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上元年间 ,唐政府迁其至银夏地区 ,“其后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 ,其地与吐蕃滨近 ,易相协 ,即表徙静边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 ,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 ,以离沮之……居…     

文渊阁与《四库全书》

一明清两代建都北京的五百多年间,在紫禁城内都设有文渊阁,作为宫廷的藏书处所。明初文渊阁在南京明故宫,成祖迁都北京后,设有文渊阁藏书库。清文渊阁则是在乾隆年间新建的一座整体建筑。明文渊阁藏有宋元版旧籍较多,包括永乐十九年(1421年)自南京明故宫文渊阁运来的十船古笈。清文渊阁则主要作为贮藏《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之所。     

张宇初哲学思想研究

一、张宇初身世及其著述 张宇初,字子璿,别号耆山。明初道教思想家。其祖先张道陵于汉末创立天师道。此后,“天师”称号一姓相传。至张宇初已传至第四十三代。张宇初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嗣教。《明史·方伎传》中记载其“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 张宇初在张氏后裔中是很富有才华的一位。他一生中做了大量的道教文献整理和撰写道教经书的工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     

《庆王圹志》与朱棣“靖难之变”

1968年在宁夏同心大罗山下韦州公社周庄大队朱元璋之子朱的墓地发现方形青石“庆王扩志”一合,志、盖皆边长六十厘米,厚十五厘米。志文楷书,四周边栏为宽五厘米的线刻云龙纹饰。志文原款式(改横行)为: 盖文:大明庆靖王墓 志文:庆王圹誌 王讳 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母妃余氏生于洪 武戊午正月九日二十四年辛未四月十 三日册封庆王二十六年癸酉五月之国 陕西之韦州三十四年辛已十二月徙国 宁夏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以疾享年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

闽中诗派是明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派,它成立于洪武二年,活动在洪武初到永乐末年。它的尊唐主张对有明一代诗歌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明成祖对蒙古的和平争取政策

<正> 一提起明成祖永乐年间与蒙古的关系,人们便会想到他的五次亲征。其实这只是成祖对蒙古政策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和平争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改善明朝廷与蒙古的关系,密切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联系,维护国家的统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天津人口与城市性质的变化

明代的天津是一个军事城市 ,军队移民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 ,同时 ,由于天津经济地理位置之优越 ,非军队移民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明代的天津人口 ,特别是军队人口 ,由于广泛地、大量地参与各项经济活动 ,使他们的军人身份在发生变化。天津人口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强 ,促使天津逐渐从一个军事城市向经济城市转变     

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

乾隆时期 ,与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相一致 ,八旗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转入衰落的过程。因清朝政府推行清语骑射的极端的教育政策 ,延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步伐 ,限制了八旗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乾隆时期八旗教育的转变对于清朝中期以后政局的发展 ,产生了不利影响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

北京回子营清真寺建于乾隆年间,它是清廷为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出资修建的,乾隆帝亲自为该寺撰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该碑文成为研究清朝伊斯兰教政策的重要文献。本文就该碑文的著录情况作了梳理,并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该碑文的史料价值做了阐发。     

理论创新与实战局限:明代车战的历史考察

从明正统年间开始,明朝统治集团中屡屡有人倡议以车战抵御蒙古骑兵的入侵。在这一背景下,车战理论逐渐形成。同时,在明朝北部边防中,车战御敌的战例也频频出现,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从整个边防角度来说,车战作用又十分有限,其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实践价值。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统治集团对车战未能形成共识,同时御敌于境外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车设计的缺陷也导致了车战未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论嘉庆帝治理西藏

嘉庆帝执政期间,在西藏整肃吏治,坚决贯彻各项成章,殚精竭虑,宵旰图治,为进一步巩固自清政权入关以来的治藏成果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昧于世界大势,加上国力的限制,嘉庆帝在西藏边境上采取了“置之不问”的闭关主义对外政策和“慎重”的单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导致西藏藩篱不保,给中国的西南边防留下了隐患。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董仲舒考补

董仲舒的生年应是在公元前 198年左右 ,其亲见四世 ,是见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世 ,他虽然生于汉高祖时代 ,因为年小 ,不能算又见一世 ;古代讲七十悬车致仕 ,不是准确的整七十岁 ,而是从七十到七十九岁都包括在内。董仲舒三年不窥的菜园应该在首都长安。董仲舒对策之年还是定于元光元年比较合理 ,其他说法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多。董仲舒的墓在何处 ,还需要继续研究 ,难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