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至民国时期泉州穆斯林后裔的改宗与复皈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复辟,实行海禁令,阻止中外商人的海上贸易,割断了泉州穆斯林与故土的联系;而且由于宋末泉州穆斯林降元的缘故对他们采取了歧视的政策。虽然永乐时期(1403—1424),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曾给泉州穆斯林带来一线生机,可惜好景不长,从各方面的历史记载看,明朝泉州穆斯林及其后裔一直生活在对其宗教信仰不利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们陷入汉民族、汉文化和佛、道教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时期泉州穆斯林后裔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已把自己看作是中     

回族留学生在海外的发展变迁史

本文通过对19世纪以来中国回族留学生在海外的发展、变迁的调查和研究,介绍了中国早期回族穆斯林在海外留学的历程,以及他们艰苦的求学道路和生存状况,肯定了回族穆斯林海外留学回国后对促进民族教育、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所具有的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今天世界发展的潮流由于信息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已趋向全球化合作和交流的社会。回族出外留学是回族走向国际交流的良好趋势,也是提高整个民族教育素质的一座桥梁。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穆斯林已经移居东南亚。郑和在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与随行的华人穆斯林积极在当地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且团结东南亚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奠定了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伊斯兰化的基础。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     

论两宋时期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所受待遇之异同

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通过赋役获得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贸易。宋朝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形势,更是十分重视通过发展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尤其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宋政府也鼓励国内商业发展,对本国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系统的规定。本文拟从经济、民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浅析宋政府对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待遇的异同,以便更好的了解的宋政府对商人的待遇方面的法律政策。     

成化二十二年苏门答剌国使节

明朝时期,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大巽他岛东北部有苏门答剌国.该国因受郑和下西洋等影响,从永乐年间开始遣使赴中国朝贡,定期朝贡达30余年之久,但之后几近中断50余年,直至成化十六年(1480)再次遣使赴华.然而成化年间的赴华朝贡使节发生了与朝贡国身份不相符的违法事件,并引发了不愉快的纠纷:一是利用外交使节的特权,进行贩卖人口及装载私盐等不法行为；二是朝贡使节并无携带勘合和印信,实际是以交易为目的,伪称是苏门答剌国使节.促成这些不法行为有其深层背景和原因.     

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

对于明朝的开放和闭关问题,多年来史界争论不休,聚讼难下,成为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产生论点分歧的因素有多种,但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构成明代海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看待;却又判然有别,不应混淆为一。以往的研究中却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看法分歧,造成历史的误解,应予澄清。 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间,明朝海外政策定型于兹,调整于兹,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历史性冲击的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涌动变革潜流,这时封建王朝海外政策的变化趋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代前期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实际含有颇具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下面试从政策的动态性及其互动作用分阶段进行论述,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     

华人移居泰国的原因及其经济活动

一、华人移居泰国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泰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我国秦汉之际,中泰两国之间就有了交往。到了唐宋时期,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当时可能已有华侨到泰国经商和定居。元以后随着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与交流就更加频繁。据一些西方人的考证,这时已有中国移民搭乘经商的帆船来到泰国南部的普吉岛定居。明代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中泰双方使节往来最多。郑和下西洋时,他的船队就曾来到泰国(暹罗)。泰国在明     

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造船业的迅猛发展 ,指南针的使用和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 ,种种良好的社会基础使宋代的海外贸易空前兴盛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明清粤闽海商的贸易税收

明清时期 ,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商业税收 ,包括国内征收与海外征收两大部分。国内部分 ,明清时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正常关税 ,或有从量税性质 ,按照海船容积载重量等作为计征标准 ,或有从价税性质 ,按不同商品价值价格征收不同的关税 ;一类为特殊关税 ,主要是地方政权及有关官员 ,巧立名目 ,征收各种特殊的商品附加税。总的发展方向是从过去的实物抽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征收为主。而海外征收的商业税 ,不同国家地区 ,不同时期 ,则有不同的税制 ,主要实行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两类 ,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税率不断提高。明清时期粤闽海商的外贸商业税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外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粤闽海商在中国与国际市场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新时代侨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和路径优化

侨校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构成。进入新时代，要准确把握侨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直面当前侨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所面临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工作队伍薄弱化和工作对象差异化的挑战，创新思路，统筹着力，牢牢掌握侨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汇聚侨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合力，构建分层化差异化的教育模式，增强侨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香港归侨养老问题及其对策

当下香港归侨群体呈现老龄化趋势,养老问题集中体现出其生存状况,但因历史原因这个群体游离于大陆和香港养老机制之外,他们的晚年养老无法得到必要的保障。文章直面香港归侨养老存在的问题,认为香港归侨社团对归侨养老发挥的仅是帮辅作用,不可能替代政府的强力救助,提出解决香港归侨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今后创新香港特区侨务工作提供有益思考。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