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寻求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精神气质,而新教伦理就是维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西方新教伦理精神的指引下,才能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合理转变。如按此种观点,则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不可能的,现代化也惟有西方的模式。正是基于对此观点的反思,通过对韦伯新教伦理精神的思想考察,来阐述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可能。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明末清初儒耶之争的历史脉络

明末清初，在耶稣会来华传教期向发生了所谓的“名词、礼仪之争”．尽管罗马天主教当局与帝制中国之间因固有的义理和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不发生冲突，但“名词、礼仪之争”毕竟提供了中西思想文化平等对话的一少见的历史机缘．本文对“名词、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作了分析与探讨．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儒教文明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再评价

儒教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儒家文化褒贬不一。一个多世纪间,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边缘化,学术界也曾掀起一场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热。然而时至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儒教文化是否仍有适应性以及时代价值,已然成为学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儒学的主要观点,来重新探析儒教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传统儒教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困境——以韩国近代政治文化变迁为视角

在传统的东亚地区,朝鲜是个比较典型的儒教国家。权力与文化高度融合,构成了儒教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塑造了超稳定的传统秩序的同时,也给朝鲜向现代国家转型带来了很大障碍。在外力的作用下,朝鲜最终解体,为其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适应性变迁开辟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战后韩国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顺利转型。     

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

关于韩愈祭鳄所作的评论,往往混淆韩愈作《鳄鱼文》与后代人作"韩愈祭鳄"的神话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韩愈祭鳄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作为韩愈的经历与作为后代人的历史记忆.前者属于历史情境,后者则属于文化反思,二者不能混淆.在这两个层面下,韩愈祭鳄科学与否并不重要;相反,韩愈的儒教思想与坎坷经历,乃至后人对祭鳄文化意义的传承与利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儒教道德体系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错位

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儒教道德体系与文化发展阶段之间表现为一种时差与异质的价值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非现代化”社会，具有维系宗法秩序，强化人治国家的本质适时性；在现代化体系已经确立、充分物化了的“后现代化”社会，具有慰藉精神、调节心理的非本质适时性；只有在文化转型的“现代化中”社会，儒教根本精神表现为本质的不适时性。作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体系，儒教经历了一个由“仁”至“礼”、“由“礼”到“理”及“命”的逐渐被神圣化也被世俗化了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宗教理性与现代人权的对立，义利之辩亦由道德性的善恶判断扩大为政治性的是非判断，阻碍着社会和人的变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