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儒”的话语流变与中国儒学转向

周秦鼎革之际，诸子学派的“非儒”之争与贵族们质疑“儒效”同构了“腐儒”话语生成的思想场域。为建立健康的学政关系，荀子强调“君子必辩”，着力清理屈尊于势的参政儒人，于当时建构出“腐儒”原型以供学术批判。进入帝制时代，“腐儒”话语政治化，经由官方建构出新的话语霸权，逼迫着儒学两度转向：一是从“进取”转向“守成”；二是将先儒的道德哲学调适成一份廉政学说，率以维护帝国行政安全为首任。伴随着近代治权危机，“腐儒误国”之论鹊起，它又大体折射出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多重冲突。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资本与市场的双重渗透既催生出真正的腐败之儒，又将下层儒学庸俗化为“腐蚀”大众的工具。总之，一部围绕“腐儒”的汉语概念流变史，既刻记下古代儒学应对治权变迁的跌宕起伏及思想得失，又映照出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困境与选择偏向，能从一个侧面深化认知中国儒学史。     

出土汉画所见汉代民众心中的孔子

在新出土的汉画中,记载了一些汉代普通民众看待孔子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开拓研究视野，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汉代民间的孔子观、把孔子研究引向全面与完善，给予了实物方面的帮助。民间一些人认为，道师孔徒，老尊孔卑，儒学赶不上道学；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拜见过太上老君、已得道受书、无需受鬼官考谪就能升仙的圣贤，其学说虽然固守“方内”，但对“方外”之学，却持理解与接受态度。汉画中存在的这些轻孔重老因素，否定侮蔑孔子的色彩极强，证明被广为传颂的独尊儒术政策，在一些民众的意识深处，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应。孔子题材汉画的出土，为当下的孔子研究增添了一道活水。在帮助我们实现用新资料去重新厘定先前那些困惑不已的问题时，又为丰富上层社会所塑造的那个严肃勤勉、精进不已的孔子形象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     

从陕北汉画像石看儒学对边塞地区的影响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和石刻艺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传达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生命的思考。陕北出土的汉画像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鲜明的边郡特色。但在汉代“儒学大兴”的风潮影响下，其间亦蕴含着极浓郁的儒家思想。诸如“视死如生”观念、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美德、“入世”“务实”精神以及“中和”“节制”的美学原则等都凝结于内，从而使之兼具了区域性和超地域性的双重品格。同时，对画像石的发现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陕北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考证汉代儒学何以影响到上郡等边塞地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大器晚成话韦庄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是儒家著名学者荀子关于终身学习的至理名言。至于为学者的学业成就与人生目标,至圣先师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语重心长地教诲:"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细查深究,前者的君子儒,是指向道德高尚的儒者,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后者的小人儒,是指向以儒生之学为职业的小人物。学习目标不同,儒学的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在君子儒看来,儒学是一种志存高远的理想追求;而在小人儒看来,儒学则不过是其安身立命、谋生立业的一种阶梯与凭借。     

唐代墓志中的纯儒形象与思想研究

在唐代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服膺儒学、排斥佛道的“纯儒”士人。尽管从已发现的墓志看来，纯儒士人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纯儒的形象与思想才显得更加独特耀眼。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在这些寂寂无名的纯儒士人中也不乏发端或者回响。如果将唐宋变革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继东周之后的又一次哲学突破，那么纯儒便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异端佛道的排斥者，在这场突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