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公路工程承保风险的分析

在公路工程承包中，风险和利润是并存的，承包商在投标和经营的过程中，善于分析风险因素，正确风险大小，认真研究风险防范措施，把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关于举办“‘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的启事

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迈入"十四五"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鉴于此,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管理世界杂志社支持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讨会"定于2020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旨在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深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