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英国和欧盟:斗而难破

英国会尽可能以"脱欧"为要挟,以求获得尽可能少的约束和更多的实利;而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也不会任由英国漫天要价,成为一个只顾追求自身最大好处的坏榜样。2014年,对欧盟来讲,尽管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还在通缩的阴影下徘徊,但诸如希腊等外围国家动辄国债到期无法偿还、面临破产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威胁已经远去。问题转而集中到了政治领域——欧盟三驾马车更迭换代、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民众疑欧情绪不断上升。其中,英国和欧盟间的争执不断,"脱欧"声调此起彼伏,无疑成为当前吸引全球媒体目光,事关欧洲一体化前     

全球最富有的夫妻幸福吗

《福布斯》杂志追踪了2001年全球最富有的6对夫妻,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有钱人是否爱情、事业双丰收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观点述评

本文在阐释罗伯特·吉尔平“国家中心”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 ,总结了他在新世纪初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看法 ,即全球经济呈现高度一体化和明显脆弱化的双重特征、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以及全球经济新秩序必须立足于强有力的政治基础等。本文还结合现实对吉尔平的上述观点作一些评价。     

大都市圈的形成机制及我国都市圈的构建方略

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经济恢复性高速增长、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革命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新型城市化形态——大都市圈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大都市圈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和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在近代城市增长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进入21世纪．我国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问联系协作日益紧密。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国内城市发展有益经验．培育一批以超大城市为依托．具有显著带动力的大都市圈．引领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2008：全球经济逆风而行

对于全球经济肌体而言，2008年也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关口——在风险中历练得更加坚强或者失去自救的力量而只能匍匐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