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对构建养老新体系和服务新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目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868157人,占全区总人口的7.56%。据预测,从2015年以后,内蒙古自治区老龄人口加速上升;到202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77.14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1%;到2025年,老年人将占全区总人口的20%,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495.66万人。未来20年,全区养老问题将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对加强老龄服务能力建设提出新要求。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口出现了从嘎查(村)向苏木乡(镇)、苏木乡(镇)向旗县、旗县向盟市、盟市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随着人口地域流动性     

中国“小农”传统的当代解读——基于对广西甘甲村新农业发展的调查

研究"小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农民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小农经济正处于新农业的发展趋势之下,笔者希望在这一背景下重释中国的"小农"传统,以供与学界共同交流。笔者通过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结合个案访谈所得资料作为支撑,试图重新解读当代的"小农"。社会发展至今,中国的"小农"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结合笔者长期对农村实际的了解,以及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笔者试图将当代"小农"归纳为:一、自给自足且相对保守的小农传统;二、趋利避害且具有创新能力的时代精神;三、相对独立且具有合作意识的"小农"群体。     

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制定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叶祖尧先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软件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科委领导人的更替,计划多数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软件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没有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对新生的产业进行应有的扶持。     

政治平等:神话还是现实——政治平等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的规范分析

政治平等指所有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的公民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具有大致相同的影响力。政治平等是公民有尊严地生活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政治条件,是政治共同体维系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人认为政治平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难以实现的、难以测量的,可能会侵犯其他政治价值。实现政治平等,需要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同时要限制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平等的影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公平配置代表权。     

第二届中原智库论坛在郑州召开

<正>2015年3月29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原智库论坛在郑州召开,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政府研究室、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三门峡市委、中共林州市委的有关专家和领导80多人出席论坛。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三大机制保障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

为推进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过完善三大机制,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工作提供保障。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区委、区政府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全局出发,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纳入公共服务管理范畴统一决策,制定下发了《玉泉区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成立了由副区长担任组长,公安、卫生、综冶、教育等14个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