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

从农地流转的一般理论出发,提出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为了提升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必须坚持经济法的平衡协调理念、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实现经济效率、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实践层面,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在农地流转正外部性激励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应从产权划分法律制度、财政税收法律制度、金融信贷法律制度及中介主体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实现对我国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法律激励。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乡村干部行为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

由于乡村干部在与农户打交道时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乡村干部的偏好和行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乡村干部偏好于经常性行政调整承包地是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其行为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要加速我国农地市场化的进程,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乡村干部的行为。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与思考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农村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明显加快,规模逐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农地流转中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以及中介组织匮乏、流转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     

农地入市问题之法律思考

从保护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和谐官民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来说,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进入一级市场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的限制,特别是《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律的限制,使得类似的改革举步维艰。而《物权法》的制定,可以成为改变此僵局的一个良好契机。     

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历史和逻辑——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最佳农地产权制度选择所应实现的目标。世界上农地产权制度一般都经历了村共有土地制度、领主所有土地制度和个人私有土地制度三个时期,而现代农地制度则经历了耕者有其田和规模经营两个阶段。美国和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农地制度的形成受制于资源约束,同时,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统一或实际上的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历史经验和理论论证了私有农地产权的效率,以及适度的私有产权对生态环境具有的较强保护作用。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应实行"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个二元农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具有和私有产权一样的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这应是一个兴利除弊、利国利民的最佳产权制度。     

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

政府征地制度是土地改革的关键环节,城市的无界扩张和土地的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的"三无"问题都与此相关.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具有目标的多重性,如政绩需要、财政收入、城市地位等级等,在政府拥有土地垄断购买权和土地发展权缺失的制度下,土地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工具,并导致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开发有效限制的政策性工具.设置土地发展权,不仅能够增加土地征用的成本约束,而且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对失地农民给予公平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