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对

伴随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口激增,中国开始面临长期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文章在分析北京地区近10年外国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与外国人犯罪应对体系滞后的现实问题,如何构建与城市、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外国人犯罪刑事政策,如何设置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出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扩张中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强化属地管辖意识和增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从而尝试为应对中国境内国际化大都市的逐渐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而做好法律层面的准备提供学理支持。     

论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构成和整个犯罪论体系建立的基础。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刑法中确立，再加上对西方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批判。文中旨在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研究，以期正确认识其作用和地位。     

关于刑事审判中若干疑难问题探究——赴刑事审判庭实践锻炼成果

纵观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刑事审判居于中心地位,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它不仅能决定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关系着刑事追诉的能否成功以及国家具体刑罚权能否实现。本文从自身实践锻炼的具体情况出发,主要以酌定情节的适用、死刑案件的审理和量刑规范化等问题为着手点,探究刑事审判的特点。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     

中介机构执业的刑事风险与防范

中介机构的执业,大都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完备的技术服务能力,精细化的职业布置对于中介机构的执业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但是,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每一项具体的社会工作都会伴随相应的社会风险,故而中介机构的执业,在工作细节上难免受制于风险发展的影响。其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风险,更因其处于中介机构的执业预期外,一旦具有了向实害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介机构的发展造成破坏。所以,中介机构在日常的执业过程中,必须要防控刑事风险的发展,在刑事风险萌芽时,就开始进行全方位的规制,以求将其消除于实害化的可能性之前。     

税务和解适用的正当性论证和环境检视

税务和解作为一种新兴的税务制度,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和积极的作用,在税法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入税务和解,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国现实的征管环境无法为税务和解的落地生根提供优良土壤。为了弥合制度和现实的缝隙,必须从稽征经济性、征纳关系、纳税人权益保障等方面证成税务和解的必要性,多角度检视其适用的环境,破解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外围扫清税务和解适用的障碍。     

刑事审判迟延影响因子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制度已推动审判方式的改革,借鉴和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性因素",强化了法庭审判时控辩双方举证、质证,但我国刑事审判在结案时间上时常有拖延的情况。我们把可能影响审判时间的因素分为"人的因素"、"案件因素"、"组织因素"等方面,通过分析影响刑事审判结案时间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法院迅速审理的合理化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私人和解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权利人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执法的积极性,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采用“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方式等,因此该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为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海关应当在私人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标准,在私人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     

论刑诉法修订对实体刑法的完善补充

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因此,刑事程序法的修订也会对刑事实体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规定,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是对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补充.     

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