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知识概念及相关比较

金岳霖没有直接回答何谓知识,但揭示了知识事实是关系事实,知识等同于真命题。他立足于常识,肯定知识之有,回答了知识的可能问题和知识的限制问题,但又明确指出他的知识论不涉及这两个问题。当代知识论学家在普遍接受柏拉图知识概念的同时,通过回应盖蒂尔挑战来完善传统的知识概念。为此,他们提出了无假信念条件、挫败条件、可靠性理论、结论性理由以及因果理论等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无法弥补传统知识概念的不足和缺陷。金岳霖的知识概念与当代知识论中的知识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主要表现为金岳霖和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有无明确的定义、知识的构成要素、怀疑论的挑战、知识概念的分析方法等方面持有不同观点。     

欲盖弥彰的抄袭剽窃 颠倒黑白的错误判决——评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沈履伟抄袭案的判决

天津市语言学会是多年的天津市优秀学会,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维护学术规范,加强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行为,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响应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号召,重拳打假。根据常务理事会决议,本会秘书处在学术批评网上揭发了《求是集》剽窃的事实,戳到了沈履伟的痛处,于是状告本会侵犯其“名誉权”,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竟然认定《求是集》13篇文章不是剽窃,而都是“合作”作品,认定指控成立,判本会败诉。这令人十分震惊。本会不服,已依法提起上诉。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2003年为了骗取正教授职称,出…     

从“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中国古代吏治

前些时候从电视上收看到关于“婚前该不该进行财产公证”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讨论中否定性意见似乎更得人心,更能引起讨论者情感的共鸣。理由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意味着从婚姻一开始就对夫妻感情持有怀疑态度,有损于对爱情的信心和忠诚;婚前财产公证是西方人的东西,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重于感情观念,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公证的举动和法律,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和个人感情,不应有此一举。一言以蔽之,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之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这种观点,我不禁生出一些遐想来。西方人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是否…     

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时间范围之比较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是指判决在什么时间点上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对后诉产生拘束力的问题。由于民事诉讼多采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民事判决既判力于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产生效果。行政诉讼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基于"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行政主体提供的证据原则上只能是作出行政行为前形成的证据,因此,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应当是行政行为生效时。     

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探讨重作判决存废是一个需要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因重作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而产生的正当性质疑,文章论证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与我国行政诉讼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相兼容的,弥补了撤销判决功能的不足,具有监督行政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双重功能。重作判决理论基础的重新解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其司法价值。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新说"给我们认识重作判决的正当性打开了新的思域,其厘清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权、司法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更体现了重作判决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其应有的功能。从司法价值的角度看,"新说"对于我国行政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有助于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我国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作出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其适用必须满足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需要重新处理、重作行为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三个条件,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争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的司法建议。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必要性再探讨

一方面,抛开法解释论的框架,无论是从审查强度、审判范围还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重作判决与撤销判决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都可以对重作判决的"附属"地位提出有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又与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重叠、分野不清,重作判决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重作判决的性质归属难题辅之以实践中其被不同程度解构的事实,导致其必要性进一步弱化。而站在优化行政诉讼判决结构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完善重作判决乃是必由之路。     

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比较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法院确定判决中的哪些事项产生既判力的问题。一般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文中对于诉讼标的的判断。由于诉讼标的不同,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存在差异。判决理由是否具有既判力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应当赋予民事判决的判决理由以一定的拘束力,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行政判决的判决理由都不能产生既判力或者拘束力。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作用领域只能是在以后的民事诉讼程序之中,而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不仅及于以后的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原则上也及于以后的行政程序之中。     

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学术团体和学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天津市语言学会因为反对学术不端行为而被剽窃者沈履伟告上法庭,并且竟然败诉,被法庭判处公开向剽窃者道歉、为剽窃者恢复名誉、赔偿名誉损失。这一事件和判决在天津市乃至全国的学术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恶劣之处就在于:第一,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响应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号召及维护学术规范、加强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潮流中,掀起了一股逆流。剽窃者趾高气扬、有恃无恐,打假者遭受失败、蒙受耻辱。是非颠倒,公理受到践踏。第二,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天津市语言学会跟剽窃者沈履伟之间毫无历史恩怨,…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的动因探究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营利性本质可能使公司只狭隘地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承担慈善捐赠的外部理由。公司进行慈善捐赠，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这是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部理由。现代社会已基本上意识到，公司慈善捐赠，不仅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的利益，能直接或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世界各国均承认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