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之初,杨仁山奉《大乘起信论》为圭臬,开启近代汉传佛学的理性重建,推动佛学的义理更新。以此为基本落脚点,在唯识学回归之后,在理性精神的带动下,引发了持续的唯识学研究热。佛学理性精神由此回归。在理性精神指引下,汉传佛学研究突破学派、门派壁垒,与藏传佛教进行正面交流和学习。留藏学法团进入藏地求取藏密,在求法过程中译介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汉、藏佛学的理性交流。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士与文化,个人与儒学,文士活动与心态,文士、作品与创作,传统儒学。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开始注重将文学与儒学结合,使彼此都得到深化;第二,选取角度与方式多元化,令人耳目一新;第三,对某些“定论”式问题能予以再思考。问题在于,“述而不作”的情况时常有之,即启用了新材料,变换了新方法,最终却未作理论提升或价值判断,仍旧迂回至旧有的观点。学界有“论据比论点更重要”的说法,但仅凭转换语境与表述方式来充实研究还是不够的,仍需在“深度”方面下功夫。     

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

北宋时期,安多藏族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各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在北宋经略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羁縻蕃部以制西夏,北宋朝廷大力加强与安多藏族诸部的茶马贸易,并且通过建立茶马场、设置管理机构、制定茶马价格及一系列法规,确保了茶马贸易的正常运行。北宋与安多藏族的茶马贸易,不仅为汉藏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内地对安多藏族的经济、文化影响。     

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

从古至今,中外小说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展开,从各种角度挖掘其深层意义。然而,笔者发现,在不少小说的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两者走向不尽相同甚或完全相反,在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过程中,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引发或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其情节发展围绕战争的残酷无情、儿子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展开。我们若从头到尾追踪这并列前行的双重叙事运动,关注其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补充的复杂关系,就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修辞目的并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此外,若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单一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还能在多个方面发现理论创新的机遇和研究扩展的空间。     

《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综合了中原佛儒二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气本论与缘起说并存的"二元论"宇宙论与人性论,在宇宙论方面吸收综合了儒家的元气生化论、天道观及佛教的"四大说";而在人类起源和人性论方面则吸收综合了儒家元气论、佛教五蕴说和如来藏缘起说。这种"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当代语言修辞学批评的建构——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为切入点

中西方文学理论似乎面临一种同样的困境,那就是难以把文学活动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同时纳入视野之中。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行为整体的研究,为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某种可能。受现代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作为诗学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并对四要素进行四元通观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以此为基础,再融合借鉴其他理论,则有望建构一种新的能够同时把作者的表层意图和无意识动机、文本的结构形式和修辞选择、作品的审美效果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文本生成和接受的世界和文化语境同时纳入视野的"语言修辞学批评"。     

北宋前期参知政事职权与人事演变

北宋参知政事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神宗元丰改制废罢。在北宋前期,参知政事是宋朝中央政府(指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副长官,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宰相。由于参知政事员任的为政风格、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不同,参知政事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在参知政事设立之后,其职权几经变化,与宰相分享中书权力的配属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