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诠释学观照刘勰宗经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要宗法经书,指出经是圣人体道作文的结果,只有通过宗法经书才能实现征圣体道.儒家经典所表现出来的文质彬彬的修辞之美,不仅是后世创作时需要遵循的法则,而且也是对人生在世安身立命之道的教化与规训.从同样重视经典文本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出发来观照刘勰这一思想,不仅显明了中国诠释学以道论为理论基础的优越性,而且指明了一条与西方诠释学不同的修辞学路径,为我们认清中国诠释学的特性、建构中国诠释学提供了理论资源.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诠释循环视域中翻译研究范式的嬗变

诠释循环是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翻译研究范式嬗变的重要因素。圣经诠释学的"语词-文本"循环专注于文本内部分析,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狭隘。方法论诠释学的"文本-历史语境"循环试图通过主观重建客观历史情境,却造成了作者中心论下译者的隐身。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历史主体"循环强调诠释者的主体张力,却将翻译研究引向译者中心论的误区。在克服恶性循环的反思中,赫施确立了诠释循环的起点,建立起辩证整体论思想。辩证整体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对于促进诠释的良性循环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与思想旨趣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有两种:其一是狭义的内部性诠释文本,即《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三部道家经典诠释专书;其二是广义的外部性诠释文本,即王船山在不同体例的其他著作中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评议阐说老庄的大量文字。比较这两种文本可见,在诠释不同经典时,王船山对老庄之学的理论观点常发生变化和漂移。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可归因于船山作为儒者和遗民所具有的微妙复杂的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船山惯常采取因顺文本的诠释方法,而不同的经典文本固有的内在语境和思想逻辑难免会对诠释者产生干扰甚或裹挟效应。     

圆满的成佛之境——从个案研究看天台圆顿止观法门

天台智顗所说的止观法门可说是最全面的实践成佛之道.其止观理论包括三种,即渐次、不定以及圆顿.智颉将圆顿止观视为证悟实相真理的途径,代表着获得解脱之道的最圆满的实践.圆顿止观理论是天台佛学独具的特色.在这个体系里,智顗引介了组成实相的"一心三观"的学说,三观的内容是为空、假、中三谛.本文通过禅定修习的个案研究,来说明圆顿止观是如何让行人悟入事物的本性,以及如何训练一心以使行人圆融无碍地洞见诸法实相的.行者不仅籍此而在知性上解悟真理,更能通过禅定三摩地的经验而直接证悟实相真理.     

诠释的主观性与对主观性的超越

启蒙主义时代的诠释学认为存在着一种如镜子般直接映射式的解释路向,其前提是如果将诠释者转变为无血无肉的抽象,那么,完全对应式的解释就能呈现。哲学诠释学认为,一方面,诠释者的主观性的背景构成了与文本得以沟通的途径与激发诠释者认识文本的最初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又是需要我们予以否定或者超越。我们就是通过"前见"跳入文本,而通过超越与否定走出"前见",并让文本自身呈现。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的现象学方法之维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尽管无意识去进行理解方法论的建设,理论却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其批判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诠释学的现象学方法和胡塞尔的经验视域、主体间性等观点,从而提供了诠释文本一些操作性原则之提示。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本文目的,在于从近年来哲学诠释学内部关于"诠释与修辞同出一源"的说法出发,先要检讨这一实际主张的历史渊源及理论立场依据,提出时曾遭受到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之声,从中真正了解此一旧说新议的现代意涵,然后再就其可言之成理的接受范围与程度内,转回探讨中国哲学语言观与经典诠释之间的相关问题。质言之,笔者会认为当前西方哲学诠释学中倡议的修辞学与诠释学同源同体、合则两利的说法,确实可以替回顾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时提供若干启发,也能够为当前诠释注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探析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     

徐复观诠释学思想探要

徐复观著作中蕴含丰富的可以理论化、系统化的诠释学思想,活跃着生命的立体化的具有实践性、真实内容和工夫实体的诠释学体系。从作为诠释学实践活动本身的活动机制及其逻辑起点即"起心动念"处入手,并把其诠释学实践能力分解为"虚静之心"与"互为主体性"两部分,则这一诠释学体系可以表述为:诠释学实践活动即是诠释主体以虚静之心的力量透入于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并以主客合一的精神状态,在"互为主体性"的诠释学实践能力的作用下,使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以其主体性的本来面目如实地透出于诠释主体,即透过诠释主体的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而显现出新形式、新体征,以实现哲学"思想结构的转换"。从诠释活动本身的主体性来说,诠释对象的主宰性远大于诠释主体,诠释主体仅充当诠释对象得以显现的工具、手段等配角角色,诠释对象才是主角。     

牟宗三先生新儒家视野下的孔子

孔子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伟大象征。但对于孔子何以成为这种象征,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具有高度民族文化意识之自觉和高远卓荦的哲学器识的一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透过重新深度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在他的特有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视野下,为我们提供了他之对于此一问题的独特理解。在牟先生看来,问题的答案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其道之本统,孔子对此本统进行过再建;经由孔子的再建,这一本统才得以全幅开显确立起来。     

诠释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及其超越性意义——以中西思想史例为鉴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即主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第一阶主体是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存在者主体。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描述而形成文本，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中西对于主体与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