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西夏学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汇聚了聂历山、罗福成、罗福苌等早期西夏学的顶尖学者,是早期西夏学研究的中心之一,西夏学这个学科名称及其拉丁译名Tangutica也是由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此前,学界对20世纪早期日本西夏学的研究情况介绍得很少,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有助于认识西夏学从产生到发展的全貌。     

身寄何处:中国考古学的新旧之争

80年代后期以来 ,受美国影响 (美国将考古学划归人类学 ) ,有学者主张考古学要与以往“历史取向的考古学”决裂 ,倾向于投奔人类学。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已成为近年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学界 ,这场争论集中体现在俞伟超和张忠培二位先生上 ,他们分别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 ,争论的内容广涉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各方面。其实 ,这场争论背后有西方学理因素。如果从动态和广义的历史学层面看待这场争论 ,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学科的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方便 ,并不是要划分畛域互不往来 ,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 ,增强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 ,考古学的发展应走多学科合作之路。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二十世纪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之下，传统历史学已无法维系长期延续的正史格局，呈现出繁复多变、一波三折的态势，其间发生的结构性、实质性转换可能迄今尚未消歇。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回顾和省思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坎坷行程，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既往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灾害与社会，以及灾荒之应对三个层面，方法上虽有从“灾害历史学”向“灾害社会学”的转变趋势，但对灾荒的“人文”信息仍重视不够。因此，利用科际整合，给灾荒史以“人文科学的关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中国史学的现代使命

中国传统史学曾先后发展出三种价值观和使命观:政治家注重它的实用价值,把历史看成是意识形态、制度政策、经验教训的源泉;哲学家关心它的观念价值,通过建立历史发展模式树立社会信仰;书斋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重构或再现历史面貌.这些史学观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用皆可质疑.历史学还有科学价值,然而遭到大多数哲学家的拒绝.本文列举哲学家七个论题加以分析,以为皆不足成为反对历史科学的充分理由.为此,文章介绍了文化要素分析方法,并强调史学科学化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只要历史学家能够更新历史观念,历史学成为科学并非异想天开.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基础

国际关系学自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就与历史学有着不解之缘,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具有历史学基础。在国际关系研究史上,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曾经受到科学行为主义方法的挑战。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逐步走向科学与人文并重,并偏向人文。日益发展的中国需要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流派。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需向历史学习,充分吸收并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     

历史学视域下对艺术作品进行文化阐释的三要素——以“维也纳1900”时期为例

"维也纳1900"时期是艺术史中的重要阶段,以时间、空间、人物三个视角探讨这一时期内艺术作品的形成与创作,揭示受到当时时空环境等因素影响下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及创作观念,将能更加明确艺术作品中蕴含的独特人文背景和艺术风格,并深入地挖掘附着于艺术作品背后的隐性存在。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笔记》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作的一部大型史学笔记,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与晚年《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具有内在连续性及逻辑共通性。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脉络,廓清了与《历史学笔记》写作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历史学笔记》在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以及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理论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