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互动性本质与信任建设

中国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既满足了我国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为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升级以及全方位互联互通提供了重大机遇。然而在总体持欢迎态度的同时,周边国家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意图和行动仍存在负面认知和情绪,这对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构成了挑战。导致负面态度的关键因素是战略怀疑。因此,我们急需以信任建设为目标,通过澄清意图、创新模式和强化了解等方法,贯彻互利共赢的指导原则,减少和消除相关方的疑虑,以有效推动"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