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之意“胜”有声之言

日常交际离不开“说”理,但仅仅一个“说”,往往是不够的。有时,只“做”不“说”更能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有一次,苏格拉底的三个弟子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他让三个弟子走麦田埂,只许前进,且仅给一次机会选摘一支最好最大的麦穗。第一个弟子走几步看见一支又大又漂亮的麦穗,高兴地摘下了。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是是非非话盘古:近代以来盘古神话研究述评

延续一百余年的盘古神话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因而也得出不同的结论.关于盘古神话的原产地、族属,学界一直有南方说、中原说、西北说以及外来说.盘古神话产生的时间是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的重要立论依据;南方说与中原说均充分运用古籍文献、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口头传承与民俗传承进行多重论证,各持其说.在这些论争中牵涉了学界对盘古与盘瓠、盘古与伏羲关系的不同探究.反思盘古神话研究,我们从研究方法上得到很大启示.对于还没有终结的盘古文化研究,我们倡导打破各自为阵的僵局,进行学术对话.     

文气说考论

“气”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以气论文的文气说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悠久传统。然而,由于历史的沉积,气论的源头及其向文坛转化、运用的流程已模糊难辨,本文旨在透过依稀的历史帷摹,对气论的产生、与文坛的结合和发展的流程,以及文气说的美学意蕴,进行初步的考论,力图展示这一古老学说的历史面貌。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存美于诗,让美永存--济慈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对英国诗人济慈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进行了剖析,提出济慈忠于生活真实的诗歌美学对艾略特等后世诗人的影响,以及与莎士比亚的艺术主张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相似之处.同时指出,济慈现实的、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与其追求美与真的艺术观的完美结合是济慈之所以少年有成,影响深远的原因之所在.     

维特根斯坦“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思想研究

通过对维氏后期哲学观基础:"语言-游戏说"和"用法理论"的分析,考察了作为"语言-游戏说"核心概念的规则理论,寻找到了作为语言用法理论的精髓:"不要想,只要看"在维氏后期哲学观中的确立经由;通过维氏"不要想,只要看"与作为现象学基本态度"朝向事情本身"二者关系的着重研究,阐释了"不要想,只要看"思想对"生活世界"人生意义的启示.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15家,多载与道家相关的人物故事或道听途说。《伊尹说》为秦汉间道家所传,东汉后期仍存,魏晋以后失传。《鬻子说》与道家《鬻子》为二书,现传逄行注本《鬻子》为道家《鬻子》残本,其成书当在秦汉以前;小说家《鬻子说》则产生在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盛行之时,六朝时亡佚。     

在授课过程中训练学生口才

文章介绍了在教学过程中训练学生口才的三个阶段:学说、愿说;常说、会说;能讲、善教。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