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德尔松的启蒙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启蒙传统或者西方的启蒙运动.犹太启蒙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启蒙观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的视角.他的启蒙观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启蒙关乎理性知识和理性反思能力;第二,启蒙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第三,启蒙存在衰退和误用的可能性.门德尔松的启蒙观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从教养的角度理解启蒙,从而重新估价儒学的教养资源在启蒙过程中的作用;第二,启蒙有不同的层次与向度,但是都基于对理性的认可;第三,对启蒙的消极后果和辩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人文音符：思想史行当的天籁之声

多年来，在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领域的问学使我常常感到既疲惫又无奈。究竟风该在哪一个方向上吹？自己追求、向往、诉诸的精神世界有常常被另一个自我严厉的拷问着，于是就形成了困惑、反思和新一轮的追问。不过。还是一如自己表达过的，自己只是想为人文精神的传承做一点应尽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工作：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启蒙主义”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西化派主张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来判断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需要以科学为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派则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化。各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五四＂先辈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把中国文化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单线历史进化中,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对于中国文化脉络仔细的梳理,在多元的脉络中认识与分析中国文化。     

启蒙者的非启蒙心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局限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不足在于启蒙不够充分.由于历史性的诸多原因,新文化提倡者带有浓厚的科举心态,缺乏对文化启蒙及其功能的深刻理解,将启蒙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让启蒙承担起其力不能及的过分沉重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使命.这种非启蒙心态在启蒙内部构成了一种颠覆,使启蒙丧失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及功能.     

雅俗之辩：清末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框架。     

对"进步"概念的哲学重审——兼评建构主义的"进步"观念

本文通过考察进步概念的起源和演进,指出了在哲学上重审这一概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分析进步概念所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即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以及进步的过去向度和未来向度,作者勾画了进步概念的基本结构,探讨了人类为何可以朝积极的方向塑造未来。虽然进步意味着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进步的时间结构并不以直线性的方式展开。开放的进步观与开放的理性观密切相关。对强进步类和弱进步类的区分表明,进步的标准是多样的。但从政治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进步要以增进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为目标。我们虽然要以进步的观点看进步,但我们也需要以批判的观点看进步,因为进步不仅解决问题,而且产生问题。     

幼儿钢琴的启蒙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家长为了能呼唤孩子们的内在情感，陶冶他们的情操，让他们能拥有健康、和谐的个性，培养他们有一技之长，从小就让孩子接受了艺术教育。其中钢琴教育随着几年前“钢琴热”而逐渐普及起来。幼儿期是钢琴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期，本文试图从儿童学习钢琴的最佳时期、如何开展幼儿钢琴启蒙教育以及开展儿童启蒙教育时应注意的问题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儿童钢琴启蒙教育对于学琴之路的重要意义。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启蒙之重与文化之思:新文学的节俗描写

当中国新文学家肩负启蒙的时代重任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节日习俗便成为其透视国民性的重要场景.以鲁迅、沈从文、老舍为新文学中"习俗/国民性"的典型表现者,他们以丰富的节俗叙事传达了一个时代的愤懑情怀、深刻的文化焦虑和现代人性之思.同时,由新文学节俗叙事所承载的时代之重,也映照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