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五代词》本《云谣集杂曲子》校订献疑

《全唐五代词》整理的《云谣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文字问题,包括书写规则的认识,同音与通假的识别;(二)如何合理处理前人研究成果;(三)具体校订体例。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失意群体与苦难文学的深层透视——《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读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尚永亮先生就倾心于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发表了关于中国第一位贬谪诗人屈原的多篇论文;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唐代贬谪文学的文章,出版了<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等专著.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比物讽刺”内涵及其意义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在诗学上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诗格类著述。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的文本分析,发现"苦吟"本身还具有通过对诗歌意象的"比物讽刺"式解读去寻绎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的内在用意。而一般对"苦吟"的理解多从推敲琢磨诗句的技术层面考虑,虽然已经把握了"苦吟"本身具有玩味前人诗作以启发诗思和指导创作的内涵,但却忽略了"苦吟"实际上也有对现实政治生态深切关注的更深层涵义。诗格类著述在剖析诗歌意象所对应的政治内涵的同时,要求学者运用"比物讽刺"的方式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还应注意,在"苦吟"风气下形成的诗格类著述实际上反映了诗学研究由外部诗歌文体职能向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转化的趋势,除摘句批评、章法理论之外,其"比物讽刺"观点其实是对古代诗学"比兴"传统的隐性张扬。     

《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简介

作品简介：中唐诗人,元白齐名。但元稹诗文集直到二十世纪末尚无注释本,这无疑限制了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杨军教授从1992年起潜心于元稹研究,先后完成了《全唐五代诗&#183;元稹卷》的整理,《中华大典&#183;隋唐五代文学分典&#183;元稹》的编纂,《增订注释全唐涛&#183;元稹卷》的注释等工作,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若干篇,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清到《元稹集编年笺注》项目,又继之以数年的精心结撰,终于在新世纪之初,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浅析唐五代词中的“帘”意象

"帘"意象在唐五代词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帘的原始作用是遮蔽门窗隔绝室外的风雨烈日。作为意象使用的"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既是女子闺阁情趣的象征,又是家园的隐喻,更具有营造朦胧词境的重要作用。"帘"不仅仅是诗词中刻画景物的客观事物,而且具有实际功用,被赋予词人情感的意象。     

唐五代禅僧的行脚游方类型及其文化意义——以《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为中心

唐五代是禅宗发展的兴盛时期,禅僧秉承了佛教僧侣行脚游方的优良传统,不同禅系的僧人外出游方,相互参学问法,勘验禅机,佛家禅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这对于提高僧人的禅学修养,推动禅宗的兴盛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禅僧的行脚游方,促进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国内外的文化交流.而对修禅者来说,行脚游方究竟只是形式,悟道的根本终在自心.禅门内部后来还出现了盲目游方参禅的积弊,由此也导致禅宗走向了堕落和衰弱.临济义玄、云门文偃等禅师对此都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