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职业条件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之中。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普遍实行以来,许多史学家都是以史学专业教育或研究为职业而成名成家的,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1920年7月开始了近七年的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的生涯。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为李大钊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契机与舞台。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的职责要求以及其本人的尽心尽责的履职是密不可分的。李大钊在史学教授的岗位上,积极参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学研究和课程改革,认真教诲学生,大力提携青年。在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师者李大钊也受到诸多启发,成为丰富其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     

唯物史观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运--“西马”“后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梳理

唯物史观创立以来，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能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后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越走越远。“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革新和发展。     

试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紧扣时代脉搏，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探讨其异同。他冷静地钻研、不懈地思索，遵循严格的研究规范，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史学学派，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第十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述评

2010年10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的第十届全国马克思哲学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全国近百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中介

甲午战败促逼清廷政改,进化论顺时兴盛,中国人的传统史观渐次转型;但由于进化史观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对中国特殊性的解释无力,随着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深入发展,亟需一种超越进化史观的理论取而代之,唯物史观应时兴起。在唯物史观解读范式取得主导地位之前,其曾一度被视为另一种更高级的进化史观广为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化史观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前站式"理论中介或一种"前理解"。若没有这一"前站式"理论中介或"前理解",唯物史观很难被当时国人所理解,尽管唯物史观有自身的理论优胜性。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人的历史观再次转型。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探析

作为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前卫主张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似乎不可调和。但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点同样强调了意识形态具有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历史特征。     

坚持唯物史观反对虚无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契机,以“批判”和“反思”为名,把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视为一系列“左”倾错误的叠加及延续,并影响和吸引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认同虚无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些结论,甚至对之产生共鸣。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虽然已经遭到过批驳,但近年来重新抬头,其实质是对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合理性提出质疑和挑战。所以,必须对这种思潮的本质加以揭露和批判,而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切实地坚持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