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基础与善的原则--从休谟、康德到布伦塔诺

休谟、康德与布伦塔诺的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西方近世伦理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快乐主义、律令主义和完善主义。以休谟为代表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将善的原则(快乐感受)直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表现为感受的源初印象);以康德为代表的律令主义伦理学从伦理学的基础(先天综合判断)推论出善的原则(绝对律令);布伦塔诺在对前哲审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主义伦理学,其中伦理学的基础(感受认识)与善的原则(完善)相互激发、和合为一,流传已久的“是”与“应当”之难题也迎刃而解。三种伦理学与现世伦常生活的三种迥然不同的形态遥相呼应,选择一种伦理学也就隐含着推荐一种伦常生活,相比较而言,完善主义伦理学在当今世界更值得推荐。     

追求正义与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对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探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     

科学发展之“科学性”探析

科学范畴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启示我们,作为对科学发展之根本特征的科学性的理解需要从真善美三个方面入手。真、善、美分别代表着科学发展的三大方面,它们是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功利性或目的性、观赏性或情感性于一体的基本要素。一种发展,只有具备了真善美的要素或属性,才能属于科学的发展。     

公正与善的捍卫者——对当代国家功能定位的一种考察

在资本向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渗透的今天,现代国家不应该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将自身严格限定在"守夜人"的位置上,相反,现代国家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捍卫主流价值观念,引导社会向善发展;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过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帮助个体切实实现实质正义而非形式正义.     

康德义务学说述评

义务概念在康德实践哲学中居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康德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概念,经过全新的理论阐释,将其作为达到至善理想的途径,以区别于他的主要理论对手——功利主义。康德全新的义务概念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成果,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概念及其论证看到他和对手分享了很多理论前提。正是从两者的异同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哲学的意义。     

"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

牟宗三的<圆善论>旨在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为了说明道德幸福是如何生成的,牟宗三以存有论加以解释,本文将其称为"赋予说".但笔者认为,道德幸福并非主要来自于存有论的赋予,而是成就道德的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满足说".以"赋予说"还是以"满足说"解说道德幸福,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论康德的“善恶”观

康德的善、恶范畴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它来自道德律令,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就是善,对道德律令的违反就是恶,所以,康德的伦理学离开了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康德的善恶观贯穿于其社会历史观始终,认为恶推动历史发展,善对恶的斗争是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前提;康德善恶观的意义在于把历史进程的关键由个体移到族类,由主观的意识推到客观的天意。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

《〈红楼梦〉和中华文化》是周汝昌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一种新思考,认为《红楼梦》所蕴涵的中华民族文化浓郁深至,从氏族文化等4个方面体现出来。而其核心价值,是才与善两端,是重情但并不反理学和礼教,儒家的主体精神仁、恕等价值观都融化在情与才之中,是对作者过往认为曹雪芹通过《红楼梦》＂以情反礼和反理＂观点的一种反省和提升。     

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

孟子辩文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 ,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 ,通过指责论敌的谬误 ,进而实现自己的性善说和仁政主张。     

善卷传说补论

关于善卷笔者已有过一文,此文为对其论证和材料的深化补充。在先秦、汉、晋的有关文献中,善卷是一个得道隐者,亦不知其为何方人氏。隋以后,善卷已被肯定为武陵人。经考察研究,可以断定善卷与蚩尤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他应是蚩尤遗裔三苗或苗蛮的一位首领。善卷传说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体现了蚩尤遗裔三苗———苗蛮人民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