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作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图像创作从私人情感的表达转为政治话语建构之诉求，逐渐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由于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魅惑性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创作鲁迅图像自然是阐释和“争取”鲁迅的绝佳方式。经由美术家们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鲁迅”游离于历史本体，而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的理论出场与当代在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贯穿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时代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致力于追求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召唤。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亟需更进一步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不断彰显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观的实践价值，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水分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勾连着个体成员与乡村社区间的交往互动,基于滇西北地区WM村水分配实践,深入探究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运行的两大核心要素,精准性凭借精确的时间单元格,生成成员行动的确定性与规范性,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一般化为确定性与规范性,并最终构成乡村伦理规制的基础；在场性则以乡村社区成员身体为物质载体,端赖于身体参与实践,培育出共同体意识,进而生成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乡村伦理规制构成乡村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则构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两大诱因,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导致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降低了水分配的必要性；行政力量介入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干预直接破坏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我”需要的原则,动摇了水分配的民间社会基础。伴随劳动力身体与土地的长时间分离,附着于土地上的规范性明显弱化,水分配中的精准性被削弱、在场性模糊化,致使乡村共同体基础受到冲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处理好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是精准性现代重建的关键。     

机理与机会:社交短视频构境的具身在场谫论

作为大众传播和准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形态，社交短视频构境的具身在场一直集中于表征和非表征的研究，而对具身在场的机理与机会缺乏应有的关注。文章聚焦社交短视频构境具身在场的产生机理，探讨社交短视频构境的具身在场状态，以及人的身体重新回归主体地位的过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在场与交往、不出场与在场、可见与共见和主体性回归与具现式行为的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社交短视频构境具身在场为人的感知自我以及悦纳自己创造了机会。     

网络情感是如何极化的？——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视角

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并未构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理想沟通情境，相反，网络用户在情感、意识形态和态度等方面都出现极化现象。以情感社会学为基本视角，本文从互联网的结构特性、运行机制以及线下世界的社会结构三个维度对网络情感极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正是以身体不在场为代表的互联网诸结构特性以及在这些结构基础上所形成的去抑制效应、信息茧房和网络狂欢等网络情境运行机制，与作为线下世界结构特征的怨恨社会一起，形塑了网络世界中极化的情感实践和情感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