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     

失地少数民族遭遇的结构二元困境——基于贵州溪村四次征地事件的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很多少数民族群体的农地被征用,催生了一个新的边缘化群体即失地少数民族。该群体不仅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且面临着组织与制度资源的匮乏,陷入了一种新的结构二元困境中。要打破失地少数民族面临的二元困境,不止要限制地方和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积极培育和加强少数民族自身的组织建设以扩大地权,在征地中还应遵循程序正义和差别正义的理念,尊重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1942年河南大旱灾对地权异动的影响

历史时期,灾荒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灾区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荒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灾民为活命而失去土地便成为很自然的过程。1942年大灾过后,土地回赎诉讼之多,纠纷之繁,成为灾后公私场合议论的焦点。对于灾民来说,土地回赎的道路充满艰辛,尽管有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土地回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社会时期构建和谐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者是想象而已。     

征地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用制度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动用政府征地权的一种制度安排.从现实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征地制度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可以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尽快出台<土地征用法>;明确产权主体,界定产权权能;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清晰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水平;建立健全征地监督机制.     

从征地看当前农民的土地变现观念——基于广东崖口村“卖地”事件的考察

分析征地问题,必须注意政府与农民客观上形成的"合谋"现象,即不仅政府有"买地"的冲动,农民也有"卖地"的冲动。当前农民之所以形成急于变现的土地观念,直接推动因素是消费欲望,外部引导因素为各利益主体的诱导,深层理念因素是地权观念变化。解决征地乱象,需遏制政府与农民的双重冲动,一味提倡土地私有化只会让"卖地"在市场化的名义下不断加剧。     

地权是一束权力关系

中国地权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学术界始终将焦点放在“土地所有者是谁”和“应该是谁”这类问题的争论上，将该问题的研究引向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本文试图将“权力关系”引入地权的分析，并强调“地权是一束权力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即地权是嵌入于特定的权力关系之中的，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这样，应当在动态的“过程一事件分析”中来把握地权问题的本质。解决地权问题，要注重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要将“程序正义”和“差别正义”的原则引入征地场域中，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权益。     

农民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谁来种粮”和“如何种粮”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性课题。土地问题、收入问题、权力问题、发展问题和职业培育问题是新时期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五个价值维度；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清末兰溪的地权分配

本文利用浙江兰溪的清末鱼鳞图册样本,计算出该地区地权分配之吉尼系数,其数值与江苏、安徽地区的吉尼系数同样的低,这反映出江南省份的高人口密度,并与华北地区较高的吉尼系数形成鲜明对照.     

历史情境中的熟番地权 ———读《番头家》

1895年,台湾由于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被迫割让日本,由此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日治”殖民时期。殖民时期伊始,日本当时一批学者,其中尤其是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为首的法学家,在政府支持下进入“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等专设机构,对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