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尔巴哈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把理性返回到人的理性,把信仰返回到人的信仰,把宗教返回到人的宗教。他宣扬的是无宗教的宗教,是建立在人性根基上的宗教。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2)从“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3)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4)“消除”哲学。     

太平天国对待西方文化的原则性——从“洋老师”、“西洋番弟”到“与番人并雄”

在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开始时期,洪秀全学习、借鉴基督教,创立了拜上帝教,其要在人间建立天国;洪仁玕进一步提出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蓝图,欲"与番人并雄".他们都坚持"洋为我用"、独立自主、友好往来的原则,坚决反对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的权益和民族的尊严.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基督教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联和影响

基督教在华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是中华基督教史的特点。本文以此为认识轴线,将基督教在华传播分为唐元、明末清初、近代中国三个时期,以科学和宗教结合为视角,探述不同时期传教士在华科学活动的特点及对基督教传播、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回顾与反思：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问题的思路历程——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一)

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人文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之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更关系到未来文化的建设。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穷理的研究。全文由五个专题研究组成(一)回顾与展望中国百年探索宗教—文化关系的思路历程；(二)“文化”真义之我见人类精神(人性)陶铸过的自然；(三)为何与如何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四)比较研究后的质疑宗教果真是一切文化的本体与核心么?(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儒家伦理而不是以宗教为准则。从本期起，本刊将分期刊出这五个方面的专题论文。     

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从《旧约》到《新约》

超血亲伦理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无论神学或人文学科均未对此特征作专题充分研究.有关耶稣颠覆家庭的言行被回避并纳入传统伦理解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将地域性的古代伦理扩展为普世的平等伦理,从而成为现代性普遍公民身份渊源.现代化转型期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相关的古今中西比较争论,均重大地涉及基督教超血亲伦理.本文以《圣经》文本为依据,围绕《旧约》到《新约》的家庭观念转变,尝试梳理并揭示超血亲伦理的起源及其构成要素,最后对其历史意义作一简要阐释.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现代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建构--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神性与俗性

17世纪欧洲文化性格的转型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从神学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变。完成这种转变的是霍布斯,他采用马基雅弗利的方法,以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观摧毁了古代的自然理论,又以古代的自然理性摧毁了基督教的超验色彩。通过对基督教神学的政治化,以个人的政治权利为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在调和中传承与创新——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共利益理论解读

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利益观念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神学公共利益理论.这一理论在公共利益的构成要素、类别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强调公共利益是国家的目的所在、是政权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成因;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既突出公共利益的相对优越性,但同时也不否认个人利益的独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