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我国古代士人的文化精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可与日月争光"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时期,先进士人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的束缚,从“天朝大国”、“华夷之辩”的心态中觉醒,眼光开始超越“天朝”的围墙,用近代世界的眼光来关注外部世界,开始将中国的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正是近代世界观念的觉醒。受传统世界观的影响所导致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的滞后,成为决定中国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红桥修禊与清代士人之心态流变

修禊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在历史的流变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人雅集的重要形式。从闻名古今的兰亭修禊开始,修禊不断地被后世文人所模仿,留下了众多的千古佳话。文章以清朝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所举行的几次著名的红桥修禊为例,通过这几次文人禊集中流传下来的诗文词赋,揭示出清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及在不同时期士人心态的流变。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忧生意识:宋词的文学特质

文学主题的特性常常是社会形态格式的表征,忧生意识是宋词的文学特质。本文试图从创作时代的社会特性出发,本依词人心灵世界的构建来追溯宋词忧生意识的种种表现,寻找文学创作的根由以及作品和作家价值所在,为宋词的欣赏和文学的创作提供思考的指标。     

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