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试析《三国演义》中的谋士

:《三国演义》自它问世以来 ,历代学者不断研究其艺术价值 ,挖掘其丰富的思想内涵 ,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审美天地。但纵观掌握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尚无一篇文章全面分析小说的谋士及谋略。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 ,研究《三国演义》中谋士在与统治者、社会、集体的关系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 ,谋略的内容及对《孙子兵法》的反映和《三十六计》的影响 ,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由于谋略部分在本刊 1 997年增刊中已发表 ,在此不再重述     

楚辞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

楚辞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楚辞文化是一种以巫娼习俗为核心内容的南楚巫文化 ,其特点是娱乐性、审美性和迷狂性。在这片文化土壤上诞生了以《九歌》为代表的宗教巫歌 ;后期楚辞文化是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的融合 ,屈原的《离骚》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原始巫文化习俗与士文化精神的统一、极强的创造功能和偶然形成并在形成之后迅速转衰 ,是后期楚辞文化的主要特征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日本介护专业人才培育体系简析

日本是护理服务人才培育的先进国家,自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过国家力量参与到介护专业人才的培育,至今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介护专业人才队伍培育的体系。如今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于2016年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关注日本介护专业人才队伍的培育可以为我国长期护理服务人才伍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民间启蒙与平民成士：平民成才的难点与优势——兼论《公冶长》的逻辑结构

置于体系化解释之下，依平民成士的视角，《公冶长》的逻辑框架得以显现。从民间社会培养平民成士的基本原则到平民成士的基本特点和认识误区，再到平民成士的难点和优势，再到实现中的重点和难点，再配之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使得《学而》中的教育私学化、《为政》中的治理民间化、《八佾》中的礼乐日常化、《里仁》中的乡里自治化在平民成士中得以体现，民间社会第一次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观(志在天下)、完善的伦理体系(学道爱人)、科学的培养路径(自讼好学),自足的民间社会(民兴于仁)成为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