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

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三尊泥塑人像在装束和人种上均具特点。文章初步推断该人像反映了回鹘僧人的形象,进而指出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应该是一处类似佛寺性质的建筑。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地方旅游符号的形成与调适:从文化遗产地到全域旅游空间

标志性景观在旅游地发展中起着核心引领作用。文章以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成吉思汗陵为例，结合历史资料和实践调查，解析了其从文化遗产景观演变为知名文化遗产旅游地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为引领，在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游客等多重力量共同推动下，促使“天骄圣地”这一地方符号逐渐转变为地方旅游符号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得到广泛认同的标志性文化遗产旅游地可有效拉动所在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地方旅游符号的特色优势。要在新时代维持和强化地方旅游经济优势，文化遗产旅游区域必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导向下调整旅游符号，打造全域文化旅游符号系统，从顶层设计、企业协同到居民参与，从全域旅游空间布局和文化旅游产业链拓展层面实现全域一体化和立体化协同。     

历史空间视角下的“光武故里”问题新观察——从西汉舂陵侯内迁事件看“光武故里”

东汉光武故里地望问题长久以来未有历史定论，北魏郦道元及唐代李贤等人认为在今湖北枣阳，但多处记载相互冲突。唐河县北部近50年的考古调查和发现证实，西汉蔡阳县的白水乡即位于此。舂陵侯内迁后受王莽势力的打压，被迫再迁枣阳，刘钦西迁淯水之滨的瓦店八里铺村。刘秀因祖籍地“白水乡”而被誉为“白水真人”,淯水因此亦谓之白水，八里铺村又名白水村。瓦店八里铺即为狭义上的“光武故里”。     

大禹史传与文明的演化

大禹史传，文献记载丰富而驳杂。从先秦古史所载来看，大禹史传大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禹兴西羌、大禹治水、攻伐征战、禹传子家天下。两汉以降，有关大禹史传的故事大量衍生，或转述古史，或人神杂糅，或相互抵牾，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对大禹史传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事实上，对大禹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中国古史所传人物及事件的讨论，它还涉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深刻揭示大禹史传在文明与蒙昧之间交织发展的演化过程，而且将揭示大禹开创中国文明史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