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观念与早期中国的历政

古代中国“天”往往兼具神格与自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应追溯到早期历政中理解。历政不仅指制历，还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祭天活动，它是早期中国古人从观象授时的巨大政治效应中发展出来的宗教崇拜。因而早已酝酿于历政中的天道观与天命观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并根而生，并一道构成维系天下秩序的政治权威。只是历政的权力运作逻辑势必使天子垄断历数知识，故导致三代的“天”在更多场合呈现出神格面向。东周以降“天道”说之所以兴起，离不开历政崩溃后历数知识播迁的社会政治原因。但这并没有导致天命观的消失，因其与天道观本同根生于历政，故此后在传统中国仰天而食的农耕社会里，“天”从未失去其宗教向度。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本体论视阈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命题的论证历史、内涵阐释与现代转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规范性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先后经历了事实论证阶段、天命论证阶段、理学论证阶段与心学论证阶段，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完整表述了这一命题，清末民初的梁启超等人结合现代政治学概念，转换了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内涵，规范了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责任，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命题对中国当下社会政治建设与理论建构仍有积极意义，但必须适应现代社会价值，在论证方式与内涵方面实现现代转换。     

儒家“尽人事、听天命”的辩证逻辑及其对敬业观的启示

传统文化中具有历史正当性和社会普遍性的“尽人事”价值观，可以说是广义的敬业观，对其生成原理进行检讨、创造性转化及发展，对我们理解敬业观的内在依据、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敬业观有着良好的启示意义。尽人事观指出对人事的努力即是对心性的完善，而尽性则可以实现人与天合。可以说敬业观的内在依据就是对业的“敬”可以臻至精神圆融和谐的天人合一状态，实现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