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对法律和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来揭示中国转轨经济中法律和社会网络两种不同合作机制的消长关系。本文认为在脆弱的法律制度环境下,社会网络成为经济个体应对商业风险,保障契约执行的重要替代机制,然而,社会网络在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又对法治秩序的构建形成了内在的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消减两者的冲突,建立法律与社会网络良性互补的市场经济秩序。     

不完全契约与独立董事作用的本质及有效性分析——从传统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论起

本文从讨论传统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出发 ,试图对独立董事产生的原因、独立董事角色的本质作用进行理论解释 ,并对其作用有效发挥的约束性条件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独立董事的本质作用是企业契约规则的监护人 ,同时是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短期合约的裁定人和边际调整人 ,不完全独立性是独立董事作用有效发挥的基本约束条件。本文还将从这种分析的逻辑中归纳出判断独立董事制度是否有效的若干约束条件。     

公民权与美国工业化时期缩短工时运动研究

在工业化时期,美国人们形成了"私人时间"的观念。他们普遍相信,过长的工时侵犯了自己的私人时间,而拥有私人时间是共和国公民的天然权利。这种思想成为缩短工时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促进运动的蓬勃发展。然而,受契约自由传统的影响,运动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就,工人获得合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路途仍很艰辛漫长。     

聘用制下高校组织与教师间心理契约的重构

高校教师聘用制的实施,使得高校组织与教师间的心理契约平衡状态受到了巨大冲击。心理契约自身的特点和高校目前的发展状况都提出了对心理契约进行重构的要求。高校和教师在对心理契约进行重构时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遵循有效沟通、公平公正、共同发展三个原则。     

家族的契约性质与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是一种“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从家族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中小型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产生的代理问题，中小型家族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宜采用包括关系治理、伦理治理与亲情治理在内的多重契约治理模式。     

基于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研究

在一个简单的二级供应链系统中,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收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通过修正、扩展FS效用收益模型,先后考察并分析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协调状态,研究发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和公平偏好系数及收益份额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收益共享契约才能使系统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状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得到供应商和零售商行为偏好系数对供应链及成员最优订货量的影响;最后进行演化博弈算例分析和结论验证,体现了该协调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由此说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同时作用会改变系统供应链协调时的最优订货量,并对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于碳标签制度的两级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以市场需求随机的视角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基于碳标签制度的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协调策略。模型引入产品碳足迹e₁作为决策变量,分别研究了在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决策变量最优解及最优利润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碳排因素时集中决策相比于分散决策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参数满足一定条件下零售商通过与供应商共担碳减排成本,可以实现利润的增长,初步验证模型的契约设计的有效性。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文书复原是文书研究的起始步骤,"缀合"即是完成这一关键环节的一种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从对文书之物质载体的关注出发,可以对三组广受学界关注的清水江契约进行缀合。无论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文本离散,还是人为对文本的刻意分割,都可以通过文书的重新拼缀向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完全的信息,从而进行更符合文书原貌的讨论。对于残片及其缀合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对于契约文书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其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完善文本信息;另一方面,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之于人们对传统契约之运作机理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