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宗教政策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宗教政策，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考验的科学的正确的政策，它吸取了我党各时期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其中，红军长征中党实行的宗教政策，内容极其丰富，对长征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我党后来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论内蒙古宗教制度改革

通过宗教改革,蒙古族宗教状况,尤其是藏传佛教从组织制度、信众结构、宗教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新中国初期内蒙古地区宗教制度改革的背景,论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当时的宗教政策导向、宗教制度改革等,并对宗教改革的意义进行客观评价。     

中国特色宗教政策的“理”与“力”——人权的视角

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理＂体现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理论和实践中其内容的正当或正当性;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力＂体现在其＂理＂的基础上的生命之＂力＂、逻辑之＂力＂、道德之＂力＂以及法律的保障力等。同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界定过程。     

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与路径探索——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视角和经验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信教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古巴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重视发挥宗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拉近了党与信教群众的距离,巩固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社会和谐,其经验对我们党加强执政安全有重要启示。     

从法律制度看元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本文论述了元朝民族、宗教政策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说明法律制度应当以正确的国家政策作为指导,否则将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打造文明和谐平安校园——记湖北省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工作目标是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给西藏民族大学60周年校庆的贺信中对学校办学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也是对全国教育者提出的要求。     

蒙元社会与宗教——态度、政策与法规

蒙元社会,非指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而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蒙",是指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是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正统的封建王朝。二者既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又有质的区别。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成长过程均深受萨满教影响。其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过程中,均以萨满教为思想基础,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对宗教宽容、友善、予以优待等宗教法规和政策,以大扎撒法典的形式法制化和制度化,得到了子孙后代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忽必烈,作为蒙古国末代可汗和元朝开国皇帝,制定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政策和法规。     

90年代以来我国宗教政策述评

根据我国近年来颁布实施的大量有关宗教问题的文件、法律、法规,系统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这一时代宗教政策的特点和宗教管理事务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