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论社群主义的人权观

社群主义人权观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对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国家职能弱化和社会不公平加剧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它强调权利的社会性和社群的人权主体地位,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方面强调共同的善,以求在个人和集体、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重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社群主义人权观弥补了自由主义人权观的不足,引发了人权理论不同范式间的对话,成为第三代人权理论的重要铺垫,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道路提供了启示。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论保险业的“长期主义”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保险行业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数字保险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引入,保险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越来越成为保险业破局的关键,特别是新冠疫情常态化进一步凸显了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保险业监管层面而言,2020 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下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加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化已成为保险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     

审美主义的精神价值及其时代冲突

审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或美学思潮,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体,这就决定了它的精神价值的悖论性。审美主义精神价值的核心是存在之思和精神救赎,围绕这两点构建了审美主义审美主体性的张扬以及重视感性审美与个体审美的自由和价值的所有要点。然而,技术理性、政治理性、消费主义以及审美与功利、泛审美化、精英审美与人民性缺失作为审美主义的时代因素,却与审美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