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梁宫廷诗坛的兴盛及其影响

南朝自梁代开始,宫廷逐渐接替世家大族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并主宰诗坛一百多年.宫廷创作中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其中的集体创作方式对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推动了形式技巧的发展和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人的提升.     

初唐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并生现象论析

初唐存在着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共时并生的现象。宫廷诗在诗坛上唱的是主角,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是创作主体。与此同时出现了隐逸朴野诗风,代表人物是王绩,他的隐逸诗有着独特的审美格调和情趣,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     

民间、民俗艺术与宫廷艺术之对比

民间工艺美术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追求和满足物质生活之余审美理念的一种升华,是人们情感的一种流露,这种有别于其它低等动物的思维,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载体,而宫廷艺术当然也是广大劳动者血的结晶,但它冲刷掉了人们的感情美,是一种高傲的不可登攀的深居宫院的.与此相反,民间工艺是民众集体感情融洽的产物,情与美是一体的,它没有浮华和虚饰,美随情动,情借美生,情与美高度结合的生命之果.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清代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通过对清廷前后期娱乐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一是宫廷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由前期的重武尚射,逐步向晚期耽于文恬的方向演化;其二是宫廷娱乐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角色转变趋势;三是晚清宫廷对于西方娱乐活动方式的心理认同和接受。而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也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文化以及社会。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r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从匠艺到艺术——中国早期照相馆人像与肖像画的融合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对画像行业造成冲击,一些画师改业从事照相馆人像拍摄,把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法则运用到人像摄影中,从当时留存至今的“小照”、“肖像”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统。清宫流传至今的慈禧着色放大照片是早期中国人像摄影的珍品,而勋龄所拍摄的慈禧扮观音的化妆照可视为按照一定的构思进行摄影创作的先驱,它与西方同时期盛行的高艺术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的精神境界和宗教信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吉林八景

寒江雪柳冲破了冬夜的千般遮挡,她凌霜绽银菊;承诺着江水的万种柔情,她傲雪剔玲珑;忽如一夜春风来,人间瑶池花盛开;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吉林雾凇是大自然恩赐的瑰宝,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与黄山云海、泰山日出、钱塘江潮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     

统治者的态度对明代宫廷戏剧的影响

宫廷戏剧由于其观众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审美意趣而被打上深深的宫廷文化的印记,而特定观众对戏剧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明代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颇为矛盾,但却统一于一点,即戏曲要为政治教化服务。他们本着礼法并重、以礼为本的治国理念,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并认识到"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的道理,在礼乐的雅俗、古今等问题上表现得很通达,并推及到戏曲,认识到戏曲也可以成为风化和载道的工具,并通过限制和指导戏曲的编撰和搬演活动来达到约戒人心、导化民俗的效果。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给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带来了重重约束,导致作家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带有宫廷文化特征的歌功颂德、道德教化的宫廷庆赏剧和教化剧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