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哈萨克语方言词语及其特点

哈萨克语方言特点经比较研究表明，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表达同一意义，但在方言中有不同的说法。用不同的词来表示；二是方言中的词语与文学语言一样。但表示的意义不同或附加上其他意义三是各行各业产生出了特殊的方言词语。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主要是各部落间的较少来往以及对古突厥语保留的多与少而形成；受周边民族的影响；受人们对事物观察角度不同的影响。     

论初盛唐文人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

初盛唐时期,人们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唐太宗前后,清乐虽然仍在流传,但因用于朝廷的典礼仪式,一般人不可私拟,且当时人们普遍鄙视吴声西曲,反对齐梁文风,故无人拟写;到了盛唐,出生于江南及游历江南的一些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拟辞,掀起了拟写清商曲题目的高潮.他们所拟作品,在题意语词、篇制结构、口吻声调等方面都有意袭用或模仿吴声西曲.这一创作行为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韩愈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

韩愈诗歌创作的成功,与他转益多师的精神有关。韩诗的艺术渊源主要是:《诗经》及汉魏古诗;屈骚、汉赋及神话传说、笔记杂传;鲍照、谢灵运、陶渊明及《文选》;陈子昂、李白、杜甫和孟郊等。韩愈在学习前人的同时,能推陈出新,积极进行艺术创新。     

哈萨克族“挈申”言辞研究

哈萨克族“挈申”言辞研究王立增一、好人的名字不朽挈申的言辞永存哈萨克族的口头文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有粗犷悲壮的史诗，也有细腻感人的爱情长卷；有娓娓动听的神话传说，也有简洁隽永的谚语格言。如果说哈萨克族的口头文学是座辉煌瑰丽的大厦，那么“挈申”的言辞便...     

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

唐诗在当时的传播主要有音乐传播和文本传播。音乐传播可分为徒歌与乐歌:徒歌便于操作,传播主体广泛,促进了唐诗的大众化传播;乐歌由乐工歌妓演唱,所唱之词多选自当时流传的文人诗歌。文本传播因物质媒介与书写手段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文本与流动文本,其实际发生过程则经历了单篇传播和结集传播两个阶段。唐诗的传播常常是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交互进行,因二者本身的局限而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传播带给唐诗创作的影响有:确立了名篇名人;普及了诗歌;刺激了创作;形成了不同风格。     

论王贞白的乐府诗——兼论当前乐府诗史研究中对非精英作家的忽视

王贞白现存乐府诗20余首,代表了一种保守而又圆熟的创作倾向。他固守旧题乐府诗的创作路径,多选用五言律诗体制,力图在拟写技巧和题旨意趣方面有所超越。他也写了一些改变传统题意或是自制新题的乐府诗,但数量较少,总体成就不高。在当前的乐府诗研究中,类似王贞白的非精英作家常被忽视。其实,他们在"唱和重复"的过程中发展了创作技巧,对乐府诗史的演进产生过一定影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使乐府诗史的叙述更加连贯丰富。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