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

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结缘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于此期间,作为小说史课业先生,鲁迅注重以科学民主意识引导学生逡巡古代文史之林;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先驱,对于觉醒的“女学生”们以及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给予鞭策和警醒;作为学生敬重和爱戴的导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由此所折射出的社会担当意识和抗暴精神不仅激励着时人,对现代女子教育发展也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总之,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秉持“知识分子”立场以其独具的人文学养和精神品格,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培养和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竭尽心力贡献卓著。     

20世纪小说史研究

古代小说研究宋末元初起步 ,处于萌芽状态。直到 2 0世纪小说史学研究才成为一门学科 ,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 2 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各有其成就和不     

西方文化视野下的文本解读——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无论是开拓性地研究被大陆文学史疏漏和遮蔽的文学现象,还是对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的重新评价,都可以说为学界提供了参照和蓝本。文章主要从西方文化背景入手,考察新批评理论及利维斯的批评方法对该书编写的影响,从而探讨其独特性和价值。当文学的审美性及道德水准成为入史标准和参照体系的时候,夏志清则必须站在一个融贯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野中,实现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重估和评价。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的汉唐小说史识

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争论不休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中国小说史略》汉唐部分的总命题,承载着鲁迅以“演进”为核心的古代小说发展观和他在汉唐小说文体、内容、艺术等方面的“选择”与“定性”原则。“论断”强调的不是唐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而是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写人”的、重视艺术和审美的文学性小说,进而揭示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研究者在理解和讨论这一“论断”时,应当注意其时代学术研究的局限,也应予以学术史层面的“了解之同情”。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在嘉庆年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些新变,预兆了后来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选择。个性张扬和妇女解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发展,对传统典雅价值的颠覆在小说中出现,也出现了按照传统价值改造小说的趋向。对于这些代表了新变趋向的小说,还是需要作进一步发掘,对于嘉庆年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认识。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道德视景” 与 “感时忧国” :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再审视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受 “新批评” 派及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 之影响, 早已是学界老 生常谈的事实。 但为什么是 “新批评” 和 “大传统”, 亦即新批评和大传统如何影响着夏氏的选择和批评判 断, 以及这种 “影响” 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有效的, 却缺少追问。 从道德的形式到形式的道德, 夏氏孜孜矻 矻于小说史对 “道德视景” 的呈现, 在其持久的道德热情背后, 映射出的是一个华人知识分子有关家国和 文化传统的道德焦虑及其孤悬海外的道德身影。 当我们对这部问世已 60 年的著作重审细读可以发现, 夏氏 认同、 珍视中国现代小说 “感时忧国” 的大传统, 正是其当年孤悬海外、 反观故国时, 以学术研究的形式 而 “感忧” 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抉择, 以小说史的写作来完成对自身生命 “不完整” 的补偿和深切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