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城市发展的基石——访山东省东营市民政局局长郑子华

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保障城市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俗说话:基石不牢,地动山摇。搞好居委会建设已成为各级政府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在美丽富饶的油城——山东省东营市,是如何牢筑这城市发展的基石的呢?近日,记者来到地处莱州湾畔、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     

以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为两冀 推动黄山经济腾飞

黄山市是一个旅游大市，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市。目前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比例70％以上，并且分布在广大的山区。全市至今设有一个人口超过20万的中心城市。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极其有限。这种现实决定了我市必须走迅速壮大城市规模，农村人口逐步向重点集镇、中心城镇转移的发展路子。同时，又必须迅速壮大规模工业，因为工业化能绐剩余农村劳动力和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居民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计划生育中心户的发展与绩效——纪念辽宁省计划生育中心户诞生20周年

辽宁省计划生育中心户经过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走完了20年的光辉历程。它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它是落实基本国策,体现“发展是硬道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优秀载体。今后必须与时俱进的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心户的大好形势和优良传统。     

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民族利益不断演变,有其内外部因素,特别是对国家政策转变,即从“直接利益”分配到“利益机会”分配的转变中,对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利益的影响。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里的民族成份和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多,各城市社区传统的族群团体被频繁流动的人口冲击,打破了原来的人际交往圈,尤其是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社区,这个过程涉及到各民族成员切身利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好坏。具体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演变研究,这是一个更加微观层面上的问题。     

珠海市区居民家庭耐用品拥有量现状及需求趋势

珠海市区居民家庭耐用品拥有量现状及需求趋势珠海市城调队王秀英最近，市城调队采取分层随机等距抽样的方法，在市区抽选２５００户居民家庭作为调查样本，对居民家庭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入户调查。现将此次调查中有关家庭耐用品（包括文娱、日用、通讯、交通等四大类２３...     

中国公司法的功能再定位与价值导向矫正

《公司法修订草案》对现行公司法进行涉及七个方面的较大篇幅的增订、修改,但未能清晰地显现中国未来公司法的价值功能定位。中国到底需要一部分什么样的公司法？是制定或大篇幅修改公司法首先应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否则,将影响公司法体系的和谐统一和调整效果。“管制型公司法” “自治型公司法”均已不合时宜。中国未来的公司法应是“促导服务型公司法”。相应的价值序列必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交易安全。公司法的修改应当围绕着这一价值功能定位,废除过时且无效的规定,填补漏洞和空白,创新规范,平衡协调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公司创新发展,增强竞争实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社区居民对医联体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分析

为了解医联体内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对皖南、皖中和皖北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的社区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社区居民的一般情况、家庭医生签约及获得服务情况和对医联体核心医院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及需求情况。结果显示,1 279 名社区居民中签约 686 人,签约率为 53.6%;愿意与医联体专科医生参与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占 64.11%,是否签约、对医联体了解程度、地区是其影响因素;签约居民获得服务排在前 3 位的是“建立健康档案”(97.38%)、“健康检测”(85.28%)和“电话随访”(76.97%);社区居民对医联体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排前 3 位的是“常见病的治疗”(71.07%)、“健康养生指导”(67.63%)和“慢性病的防治”(63.72%)。建议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医防融合,构建医联体内专科医生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长效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多元自治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市垫江县石磨豆花的调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有广泛的群众自治基础,应当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于垫江石磨豆花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活态传承面临行业发展缓慢、定位不够准确、行业外财政支持不够等问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应以创造性转化为前提,落实外部财政保障,适用必要性、适当性、均衡性的比例原则,通过设立非遗节假日,发挥行业自治优势,扩大公众参与,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自治的路径。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 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