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公司化及公司法回应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型社会企业已然存在,而中国公司法上并没有其容身之处。现行公司法以传统商事公司为目标对象,并未将社会企业纳入其规范视野。《民法典》构建的营利与非营利二分法法人体系,将公司性质限制在营利法人范围之内,造成一定程度的法律体系冲突。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企业利用公司框架和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目的,需要对《民法典》相关条款的文意进行目的解释。公司法修改亦应走出公司是仅以营利为目的,且须遵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路径依赖。通过提升现有公司法规的包容性,制定专章或专条,将公司型社会企业纳入公司法,建构相应的社会目的实现机制,为社会目的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组织法保障。     

简论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公司法的修订在我国是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倒是应如何修改的问题,修改时应遵循一个怎样的精神和原则,理论界讨论的很热烈,作者认为应从多方位多角度,综合考虑各有关方面和有关主体利益关系。既要从价值取向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又要强调从国家干预程度角度加强公司与股东的自治;既要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又要着力解决国际立法的本土化;既要强调公司和股东的经营利益,又要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既要强调公司法的稳定性有要兼顾其开放性;既要重视公司设立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又要注重公司运营过程中法律调整。只有坚持上述原则和精神,才有可能对公司法作出更为科学的修订。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时代价值--兼论《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自实行以来,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公司问题".相形之下,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则是通过遏制股东滥用法人格,从而有效地矫正股东、公司与债权人三方的利益失衡状态.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对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契合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时代价值要求.鉴于对我国现行公司法律的检讨,毋庸讳言,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引进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变革时代的公司立法--以台湾地区"公司法"的修改为中心考察

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带来了公司理念的更新,也推动了各国立法的发展。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各国政府均加大了对其公司立法修改的步伐,修法成为全球性潮流。如何“因应国际化与自由化的趋势,满足企业经营之需要,维持国际竞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各国或地区修订公司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围绕这一目的,“放松管制和强化公司监控”成为各国或地区公司法修订的基本方向。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的修改,便充分反映出这一点,并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理念的突破与制度的完善——浅评公司法的修改

新公司法对原公司法做出了较大范围的修改。通过对新旧公司法内容的比较,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公司法修改的目的和作用。修改后的公司法集中体现出鼓励投资、公司自治和利益平衡等立法理念,必将对完善我国公司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繁荣,适应现代经济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股东会会议通知制度分析与缺陷检讨--以《公司法》的修改为中心

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是关乎股东利益的大问题 ,但我国公司法理论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现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亦极为简略 ,存在颇多缺陷。故应借此次《公司法》修改之机 ,从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通知期限、通知方式、通知对象、通知内容等方面予以完善     

《公司法》宜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使广大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生存”，实现“更大发展”。公司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公司法》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主体重要论述的贯彻。现行立法并未采取权利法定化的路径，导致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无法成为价值判断及司法裁量的直接依据。此次公司法修订应在总则部分确立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两项权利是公司的基本人格权，贯穿于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及公司生命周期。公司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确立有助于公司的“正常生存”与“更大发展”，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亦有助于精准定位公司法改革之方向。     

论新《公司法》的四项核心原则

在《公司法》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反思和重塑公司法的核心原则有助于宣誓法律价值,明确立法目标,奠定立法基调,重构法律条文,统领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增强公司法全球竞争力。公司法的首要原则是保障公司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活力。第二原则是保护股东权利,坚持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鼓励投资兴业、避免资本外流。第三原则是尊重公司的债权人,强化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商事流转,化解金融风险。第四原则是赋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义利并重,打造受人尊重的多赢共享的商业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原则和而不同、同频共振,既应载于公司法总则,更应贯穿于全部公司法规范体系。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对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思考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违反保护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生态环境以及有效利用资源义务时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源自公司的营利性和社会性本质特征;我国公司法率先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意义重大,但还需进一步修改完善。     

公司权力中心变迁与公司法的回应

公司权力中心，是指掌握公司核心决策与执行权力的部门。在中外公司的发展历史上，这一中心存在变迁现象，尽管各国的变迁轨迹不同，但公司法对这种变迁的应对逻辑却有着相似性：强化新权力中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同时强化其他非权力中心部门的监督权。中国公司权力中心的变迁轨迹具有其特点，2005年《公司法》在应对公司权力中心变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回应，促进了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提升了经营效率，但仍存在不足。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公众公司的股权结构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二元结构现象，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产生先发国家未曾经历的变化，《公司法》应当对这些变化作出符合逻辑的回应。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主导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解析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是一个与资本维持原则相对称的概念,其旨在以公司满足对其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力作为公司资本分配的先决条件。1980年美国《示范公司法》确立该标准对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主导地位,而导致这一立法变革的逻辑动因则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动因源于该标准对债权人核心关切即公司是否具备对其到期债务清偿能力的精准把握,外部动因则在于资本维持原则对债权人保护的僵化与低效。“资产负债表测试” “衡平清偿能力测试”与“资本充足率测试”构成该标准嵌入公司资本规制体系的三种具体模式,各种模式关注重心明显有别,但又存在着紧密关联。该标准的建构从多维路径优化对公司资本的分配规制,包括规制理念的修正、规制目标的拓展、规制方式的改变、规制程序的转换以及规制缝隙的填补。鉴于中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的未来发展,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借鉴,建构综合性清偿能力测试模式,同时还应拓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完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以及发展商事估值技术制度,以构建完备的清偿能力测试标准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制度的规范建构

中国自然资源类法律中的“责令恢复”类行政命令是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污染防治类法律中的“责令治理”“责令改正”类行政命令无法解释为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指向行为时属于矫正违法行为类命令,而指向结果时是应急性危害后果消除类行政命令。行政修复比司法修复更具制度优势和实践基础。立法者应在《环境保护法》和各单行环境法中就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做出原则规定,并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行政命令实施办法》,系统设定该制度的发布程序、实施程序、异议程序、成本收回程序和制裁程序。行政机关启动司法修复应以用尽行政命令制度为前提,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启动的司法修复的定位是补充执法,政策修复应坚持“损害担责”“统一规划”原则。     

百年创新，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百年华诞,但仍保持着青春活力,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创新能力的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创新,取得了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成果。其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成果的主要代表。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开拓创新,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创新成果。     

家庭法中的家庭角色变迁

家庭法是中国法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有研究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家庭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故未能就其变迁提供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便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依靠家庭法的政治化运作,从家庭入手改造个体,实现同质国家。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市场经济促使法律中的家庭成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角色。与此同时,经济理性对家庭伦理的削弱,也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共识虚无的困境。后来法治国家的建设促成了依宪整合的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宪法价值共识。在宪法精神的引领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作为公民美德教化者的家庭角色,多维度促进了价值凝聚力,回应了新时代国家整合的价值需求。     

中美创新机制文化背景比较研究--基于儒家文化与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文章通过对比中美文化背景,探究两国创新机制形成和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以儒家文化为主线分析了孔子、董仲舒和朱熹掀起的儒家思想发展的三次高峰,发现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权威主义”和“复古文化”的倾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发展。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却奉行“自由”和多元化,是注重行动和实践的哲学,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对民族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在哲学文化层面反思的基础上扬弃并求得发展,付之于切实有效的行动,以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价值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对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系统思考。其中,关于坚持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性任务和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价值维度层面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 “价值方向” “价值旨归”和“价值评价”,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科学规律”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辩证统一。分析和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价值维度,对于深刻理解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