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调整和重构

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个人信息的定义应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合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亦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故意犯罪且相关行为应具有法益侵害具体结果。获得公民知情同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知情同意"的效力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公民最后一次行使同意权的效力为基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与公民人格、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根据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司法解释应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分类方式,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两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再犯情形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改。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晚清民国词人高毓浵及其《燕赵词征》稿本考论

晚清民国时期的津门词人高毓浵,奔走南北,参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各大词社的唱和活动,与于当时主流词坛。其词以咏物、题画、酬唱、闲情为主,体物幽妙传神,格调清丽深婉。论词受常州词派词学思想影响甚深,尊词体,以清丽婉约为宗;重声律,以能入歌为准绳。博观慎取,不受时俗拘囿。出于敬乡之情和阐幽表微之义编纂《燕赵词征》,其规模虽小,却是燕赵词和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就其主题、方法、内容、观点、成果等而言,中国《资本论》哲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包括基本立场、研究对象、主要方法、理论意旨等要素。其中,中国特色这一基本立场的形成,依附于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表现在比较研究与学术对话中。相应地,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只限于《资本论》的笔记、手稿、定稿、书信,更应囊括中国道路之于《资本论》思想精髓的检验与发展。实现文本思想与中国道路的有机结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导向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论依据,例如,研究逻辑与叙述结构的变迁,观照与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当今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资本论》当代价值之重估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资本论》哲学研究还应置于世界历史发展中并产生意义,方可具备完整的形态。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研究

从《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来看,该条应当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既包括对生态环境承载的精神和文化价值提供填补性赔偿,也包括对故意违法者给予应得的惩罚以及对严重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进行完全威慑。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以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的违法性以及严重的损害后果作为特殊的成立要件,彰显出侵权行为的应受谴责性,也是施加惩罚性赔偿的依据。基于侵权责任的性质、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赔偿金额计算的技术性要求以及为确保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之完全威慑功能的实现,确定赔偿金额的原则是消除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使侵权人得不偿失。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作为一项补充性的威慑机制,从而避免惩罚性赔偿的滥用。在行政处罚或刑罚已经实现威慑要求时,可以选择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在需要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赔偿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所有公法和私法上的金钱责任。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