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循吏的亦“官”亦“师”

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了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官"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由此,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特定渠道,也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略论北宋前期循吏的积极作用及其原由

北宋前期的循吏,大多政绩出色,在发展农业、稳定治安、防灾赈灾、改善风俗、出使邻邦诸多方面颇有作为,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究其原因,除了统治者的提倡与选拔,也与士大夫自身的修养有关。     

领导者当融合“循吏”之干才与“清流”之气节

"循吏"与"清流"是在中国历史政治中贯穿始终的两种势力,从古到今,对这两类官员的使用是所谓帝王之术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者是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领导者的素质、作风和形象如何,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对党的看法、对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心,直至影响到整个党的形象,同时也决定着各项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者既要当"循吏"干部,也要当"清流"干部,更要用好"循吏"、"清流"干部.     

汉代儒家化的诉讼制度初探

在汉代司法实践中 ,由于把儒家的政治思想理念贯彻到具体的审理案件过程中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儒家化的司法审案模式。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光绪朝平阳县令汤肇熙之《出山草谱》,全面地反映了基层地方官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并透露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在地域整合的意义上,现代因素渗入之前,儒学意识形态已经失灵。商业的发展使得"士"在地方社会中失去了重心的地位,作为儒学"肉身"的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已无法发挥教化"愚民"的职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族内部联系纽带松弛,原先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从而丧失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与此同时,地域社会出现了高度组织化倾向,地方社会各群体间展开剧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地方秩序的维持须借助县令的力量,地方官作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统合力。     

清初循吏、诗人陈鹏年传论

陈鹏年出生于湖湘学派发祥地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出仕后清廉奉公，勤政爱民，所到之处皆有政声；性情刚正，勇于任事，敢为人先；屡进治河方略，深受朝廷嘉许，最后积劳成疾，逝于工所；一生手不释卷，博学多才，长于文翰，著述甚丰。他是继明内阁大学士、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之后，湖湘又一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