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复魏正申教授

魏正申教授在《辽宁大学学报》 2 0 0 2年第 1期上以《彭泽归田后的陶令真的没有“事功”思想吗———答梅大圣教授》一文中 ,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以自娱 ,颇示己志” ,“衔觞赋诗 ,以乐其志”之“志” ,是“以诗文传世”之“志” ,并把立德、立功、立言 ,以及立善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等同起来。这样认识陶渊明的文学活动 ,是与陶渊明以诗文来显示、阐释他的独特的崇尚自然的文化性格相违背的 ,陶渊明归田后之“志”决不是“以诗文传世”。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

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认识，从先秦历晋宋再到唐代，经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作者侧重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指出从晋宋到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与意趣；由物我并峙．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就美感认识层次而言，由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上升为怡神悦志，通过礼赞自然，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顿悟。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李商隐诗歌中的伤逝意识

晚唐诗人李商隐,文名早就,诗人也渴望以己之才兴家展志,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然而终于“贤士失志”,志业一一终成画饼。加之早年家境影响下最初忧生意识的积淀,使得李商隐少年自许的骄傲逐渐退居一旁,生命意识开始潜滋暗长。间或从幽隐的心之角落,伸出敏感的手指,敲响了伤逝忧生的悲哀钟声。     

《隋书·经籍志》评介

《隋书·经籍志》代表着我国目录学发展时期的研究成果。它开列出唐代以前流传于世的总书目,论述了图书与人类的关系,描写了我国图书事业曲折的发展历程,记载着四部分类法的创立经过。它的主体部分各有侧重点地介绍经、史、子、集四类图书。如儒家经典突出其功效性;各类史书强调其分类情况与史官必备的条件;诸子百家分析其学说特征以及优缺点;大多属于文学作品的专集、别集、总集则阐述其创作者应具备的才能。它是文史研究与图书管理人员必读的书目。     

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

永田广志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日本哲学思想的近代化必须依凭从“先进国”所进行的“移植”,这又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变形”。就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还表现为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他有意从“自由唯物主义”立场探寻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轨迹,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和“泛化”的研究进路。     

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禁忌与语言——一项都市民俗志的调查研究

传统商镇是农业社会中初级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必然既具有农事活动的文化特征,又是初期商业文化的我体.本文是一篇民俗志,主要从信仰、禁忌和记数语言三个角度展现一个传统古镇各行业的文化生活.     

《隋书·经籍志》著录书目考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多少部古代书籍、合多少卷帙,史学界说法不一。具体考之于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经籍志》实际著录情况,流行的三种说法均源于《隋书·经籍志》的本身记载的具体数字而缺乏应有的严密性。该书实则利用隋代国家藏书14466部、89666卷,经过删重补漏等加工整理工作,实际著录存亡书目及道、佛经籍共合7213部、59302卷。     

三类世界里的忧患情怀——浅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悲剧色彩

面对魏晋六朝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敏感的文人学士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变幻和生死的无常。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是魏晋六朝时代文士生命意识觉醒的呐喊,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三类世界也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士忧患情怀的集中体现。     

如何处理与下级的分歧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领导观正在发生变化,领导者慢慢从独揽大权的角色中淡出,下级也并不像以往那样很容易服从管理。这样的新型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使得领导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领导者的权力是下级授予的,如果下级们不信任、不支持领导者,那么领导者也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权力，对于整个组织来说，就会削减组织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