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作为暴力形式的理性

萨德在其小说中通过对伊甸园中堕落和惩罚神话、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的隐喻和反讽,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在人的理解力不可企及之处,人对上帝的信仰是荒谬的,人不过是按照自然所赋予的禀赋气质而生活,通过理性的思考而行动。由于启蒙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削弱,理性不再受到上帝信仰的指引和约束,因而释放出其暴力的一面。理性为恶服务,成为暴力的工具,这一危险和灾难早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便已萌发,到了萨德这里,它成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宣教。在信仰衰落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对人类理性的暴力保持警惕。     

再议孔孟道德观

文章再次申说孔孟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与义”,“仁与义”具有使人为善去恶的作用,无疑其作用对社会是积极的;而与仁义相关的“礼”则不然。文章认为,被孔孟之后的儒者们发展了的“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桎梏,是对孔孟“仁义”道德观念的反动与排斥。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政治中的人性

从不同的人性体认出发,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表现为根本不同的发展轨迹。性善论为德治、忽视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性恶论则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异常”以何重建主体性?——以权力为解释学的莫言小说考察

本文借鉴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方法,区分出莫言小说中畸形、疾病、犯罪和不可改造的人等几种被标记的"异常"。"异常"在莫言提供的各类"异托邦"的场所中安身立命,隐匿自身,凭借强健的生命原力重建主体性,从而获得家族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也成为高密东北乡历史纪元的开端。然而,权力机制与人性之间的恶性增值作用最终导致了"异托邦"向"恶托邦"的变异,曾经在"异托邦"中成功重建主体性并开启历史叙事的"异常",在"恶托邦"中渐次丧失重述历史的资格,也无法获得主体性重建的可能。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恶之花的怒放——评析威廉·S·巴勒斯的小说《赤裸的午餐》

威廉·S·巴勒斯是当代美国文坛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代表作《赤裸的午餐》同样是一部令人争议的作品。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恶＂的人间地狱,这里泛滥着性、毒品、各种可怕的病毒及活在恶臭污秽中的一群变形的人类,其丑恶程度,令人发指。然而,巴勒斯正是以他对＂恶＂的选择、＂恶＂的存在及对＂恶＂的揭示与否定鞭挞了美国社会的黑暗,从而表达了其＂善＂的意志。通过其＂恶＂论证其善。     

中世纪文本的“恶罗斯”叙事解析

关于罗斯的最早记载,是穆斯林和拜占庭人做的,由此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恶罗斯"叙事。中世纪的"恶罗斯"叙事,是西方世界"厌俄"情结的发生学文本,由穆斯林文本的罗斯"萨底"(Suttee)叙事和拜占庭文本的"复仇"叙事建构而成,其实质是西方阐释政治学的话语型构与合法性言说。     

平庸的恶与极端的善——兼论刘连青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

刘连青先生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对左拉系列小说的导读,让我们回顾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城市化景观。面对商业资本推动的城市化,左拉运用自然主义的小说创作手法,深刻揭示出法国共和政治与复辟帝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二元制社会现象。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冷静观察的背后,是对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左拉小说偏于微观的感性创作,与同时代马、恩对社会革命的理性呼唤,在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左拉一生,都在坚持人道主义,暴露专制政体中"平庸的恶",通过对"恶"的鞭挞,来追求人性普遍的美和善。善的极端,是良知的不忍——《我控诉》,是左拉小说创作思想的结晶。     

“技”、“情”与道——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庄子·养生主》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难解命题.结合文本、词源、概念内涵、语境、篇章结构及有关哲学思想等要素重新审视该命题,其本义应释为:善用知识技巧不要有求名之心,厌恶不幸的遭遇避免遭受各种刑戮之害.这种释义揭示了该命题关于“技”、“情”与道的内在关系,凸现了超越“技”与“情”,即超越经验知识技巧与生命悲情的养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