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社会主义理解史的哲学界划——从未完成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谈起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一部社会主义理解史研究纲要。在对众多"外国社会主义者"的排列与布局背后,体现了马克思对《神圣家族》中三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中对共产主义理念史、三大空想主义者以及德萨米与蒲鲁东思想的整全考察;基于此,马克思得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中,完成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哲学界划,揭示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内里关联,从而探索出一条德国社会主义本土化建构的道路,为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主义方案奠定了基础。     

竖起中华民族脊梁－从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说起

六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开创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刘大年的反侵略思想不是僵化的盲目排外，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上的自觉，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他反对在近代史领域美化侵略的言论，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即近代化问题与民主独立问题的民族运动。以史为鉴，新世纪初，我们仍要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     

和平精神的一脉相承

4月底，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刚刚结束；7月初，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又将来临。两起在亚非乃至国际关系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在相隔不到一百天之内先后迎来庆典，从时间上看，这是一种巧合，但事件本身所折射出的和平精神却是一脉相承。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林庚白对宋诗派理论的反思与改造及其古典诗歌创作观

林庚白是南社的重要作家之一,研究近代文学的学人往往简单地视林庚白为宋诗派成员,但事实上宋诗不能涵盖林氏一生诗歌的情感内容和艺术风貌。从早年对同光体的追慕到后来对宋诗派的反叛和超越,林庚白对同光体宋诗派理论的内省与改造体现在藉诗写史的自觉性,情绪与情感的现代性以及以社会主义者之身世与怀抱而为诗三个方面,为传统诗词创作注入了新的精神　　气质和思想内涵。其五四以后的诗作也显示了旧体形式的诗歌在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渗入时代精神的条件下的内在生命力和创作实绩,不应为近现代文学研究所忽视。     

论乾隆期不同文章流派的冲突与互动——以毕沅幕府为中心

毕沅幕府是乾隆中后期最大的艺文幕府,汇聚了当时各派一流的文章家,其中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学诚等对以洪亮吉等为代表的骈文派及汉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章氏力主"古文必推叙事",力挽古文衰落的局面.面对史学派的批评,毕沅幕府内以洪亮吉、汪中等为代表的骈文派表现出了打通骈散、兼容并包的倾向.毕沅幕府骈文派的巨大创作成就为后来曾燠、阮元等幕府对骈文理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骈文能够在嘉道之际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提供了条件.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