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R&D投入对地区间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以2003—2015年分地区(细)分行业数据复原全国城镇职工收入序列,建立收入转换矩阵,测度地区收入流动性,利用200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贸易开放度对地区收入流动性及其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提升了地区收入流动性;出口依存度对地区收入流动性质量的影响呈倒U形,R&D对这一影响有增强作用并延缓拐点的到来.建议:加快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时,应当注重鼓励出口型企业的内迁;东部地区应当注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增大地区居民收入地位上升的机会.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内蒙古牧民生活消费方式变迁与牧区民生改善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提高了牧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总体来看,牧民的生活消费趋势有下降倾向。牧民生活消费方式变迁反映出的民生问题有:增收约束力的不断加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收入差距扩大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滞后致使牧民综合素质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以及不良生活消费行为滋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通过加大"三牧"投入力度、引导牧民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重视教育和文化娱乐事业、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切实改善牧区民生。     

农户健康对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西部民族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健康既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文章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健康对其收入和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户健康状况越差、其收入会显著降低;健康的收入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并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后,农户健康与收入的这种影响关系更加突出;农户健康状况与收入均能显著影响主观福利,健康状况越差、收入水平越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差;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户健康状况影响主观福利的收入路径机制的确存在。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11省164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1省1646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兼业农户比重和平均兼业水平都很高的背景下,兼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中均有所体现,并且在一兼农户中表现最为显著,而“投资效应”仅体现在纯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上。接受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提高各类农户的种植面积,能够缓解种稻劳动力流失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缓解一兼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纯农户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等是稳定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举措。     

城市化、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城市化、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化对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当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时,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不同地区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普遍较高,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中部地区的结果与东部地区的结果基本一致.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其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从合理推进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扩张两个角度提出四个政策性建议.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产业工资集体谈判改善收入分配的条件与启示——以美国为例

美国产业工资集体谈判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演变说明,不仅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更直接影响产业工资集体谈判实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部分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制约着产业工资集体协商达到普遍改善雇员企业收入分配地位的目标。面对民营企业雇员集体诉求的增加,政府和总工会应分类协调,寻找协调民营企业集体劳动关系的务实路径,慎重地以行政力量推进产业(行业)工资集体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