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     

资本逻辑下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人的异化。作为社会中人的思想引导与思想反映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资本逻辑下的媒体变革中,政府宣传策略又会出现什么改变,用以适应已经异化的"传播者"与"受众"。从以上分析,推论出资本逻辑是美国商业媒体的决策前提,政府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点实现了与其的互惠互利,从而让国家意识形态顺利进入媒介。资本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利用好这种资本逻辑,分析中国媒体的走向,准确把握政府宣传策略的改变。     

试析基督教大一统世界的建立与瓦解及其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信仰一致的世界性宗教帝国，确立了其在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伴随着权力的扩大，教会日益走向世俗化。神圣的神职权力被到处乱用以谋取世俗权力和利益。教会的腐败日益严重，最终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走向衰落。基督教大一统世界走向瓦解，然而他所创造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孕育的个人主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近代自由主义就是在基督教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     

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或决定性的作用，但政府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又必须积极地发挥作用。本文分别从早期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等五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