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道德分工与社会边界:寻找社会变革的伦理规范

现代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具有政治功能与技术功能,也具有道德功能,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既要追求个人价值,也要追求社会价值,而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所指向的事经常都不一致的条件下,社会的分工体系就成了帮助所有人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工具。分工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变革总是会突破既有的分工边界,但并非所有这样的突破都属于进步。变革可能导向优化分工,也可能导向破坏分工,其中,只有优化分工的变革才属于进步。从伦理角度来看,社会变革只能指向优化分工的方向。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美学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备受重视,但是,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接受教育相脱节,教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借助于美学理论,增强教育的愉悦性、可接受性不失为一种更明智的选择。     

严以修身最可贵

修身,是国人素来看重的自我养成的基本功,借此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修持身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修身也一向重视,号召广大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2014年3月9日《人民网》)古人推崇的"修齐治平",修身排在第一,在现而今的"三严三实"中,"严以修身"也居于首位。当下,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习总书记提出     

论国有企业如何构建基层党建思想政治保障体系

国有企业的基层组织,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国有企业构建强有力的基层党建思想政治保障体系,能够提升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为国有企业增强新形势下的市场竞争力提供坚强的基石。本文从构建基层党建思想政治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主要载体和保障机制等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