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50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

历史从过去延伸到现在,指向着未来,因此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下人们的历史意识对过去的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20年,是步入现代化建设轨道的20年,是建国50年中最为光辉灿烂的20年。显然我们可以用这改革开放20年中所形成的当代意识,去研究50年共和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即使不遇上建国50周年的日子,对共和国50年学术史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走向科学性、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的学术历史。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表现出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特色这三个明显特征。所谓科学性,就是坚持马克思…     

论文学伦理学的实践形态及路径

文学伦理学要成为完善、成熟的文学理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既包括现实意义上的实践和应用，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话语建构。在创作实绩方面，文学伦理学需要有体现当下伦理学精神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史、理论影响下的创作实践等三方面的支持。只有在充分的伦理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充分的对伦理文学的“创作谈”，才能有伦理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需要在清理中外典型的伦理题材文学作品和中外文论有关文学伦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上，进行文学伦理学体系的学术建构，确定框架和范围以及主要内容，进一步实现话语的建构。在理论应用方面，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实践形态，把文学伦理学应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述之中，将深刻而长远地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伦理学要成为成熟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广泛的实践应用，应用于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理论建设的需要，在根本上也是寻求文学研究和文学书写的突破与发展。     

文学理论是终结还是滞后——对于“理论之后”的思考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对于文学理论是否终结的争论层出不穷；2003年美国批评界的权威期刊《批评探索》所主办的一次对于理论的未来的研讨会,更是把这种争论推向了白热化。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功能亟待更新；同时，文本媒介的改变也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契机。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普通大众，都需要适应新发展的理论的引导来探知新事物，也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来反观旧事物。     

冯君木序跋考释

载于《回风堂文》卷1中冯君木的九篇序跋，皆作于其从新学向国学回归的过程中，或洋溢着对其挚友怀才不遇的深切同情，或受托推介而疑似刻意回避其评述对象的结构性缺陷，或藉以阐述他对史书编纂体裁的新见解，或是致敬川人词学成就的捉刀代笔之作。无论写作旨趣如何，这些序跋都是考察冯君木文学理论、史学观念的第一手资料。     

论学术论文的审美批评

学术论文的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论文的主题美；二是学术论文的形式美。因此，对学术论文的审美批评也有两方面，一是对文稿主题的审美批评；二是对文稿表现形式的审美批评。学术论文主题的真实性和新颖性是学术论文的主题美；学术论文结构的严谨性、取材的真实性、语言的流畅性是学术论文的形式美。学术论文的主题美和形式美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必须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是学术论文审美表现的基本原则。     

惯例：一个文学理论关键命题的探究

惯例为审视当代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日常生活中，惯例指人们在思考和行动中约定俗成、无须言明的一整套法则、规范或秩序。通过维特根斯坦、迪基、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建构，惯例逐渐由生活经验转化为意义话语，成为文学阐释中颇具启示性的参照和坐标。在文学理论中，惯例通过赫希的“意欲类型”、卡勒的“文学能力”、费什的“阐释社群”等学说彰显其潜能，一方面保证了阐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为释义活动设定了相对明晰的界限，从而有效避免了“无限衍义”所带来的混乱。当然，作为阐释路径的惯例论同样存在着一些理论盲点，它可以为阐释提供一定的引导，但无法成为贯穿其中的权威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