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论盛、中唐转折时期的著名诗人元结

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个变化在诗歌上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以元结为代表的写社会人生、写生民疾苦创作倾向的出现。元结这种创作倾向表现出不同于盛唐诗坛的特点,而对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起到开启和示范作用。元结也因此成为盛、中唐转折时期一位具有鲜明过渡特色的诗人。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新乐府“运动诗歌理论评述

本文结合中唐白居易多篇诗文,系统阐释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主张.文章着重论述了白居易关于诗歌创作的动因、诗歌的社会效用及诗歌的表现形式,对白居易诗论和诗歌中表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给予了重新评价.论文以白居易诗论为纬,以先秦、汉魏、六朝诗论为经,联系白居易生平,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白居易诗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谈张藉、王建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

在群星荟萃的中唐诗坛 ,张籍、王建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两位诗人 ,他们在乐府诗的创作活动中为元稹、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张籍、王建生卒年大致相同 (均为 76 7—约 831) ,早年同窗 ,结下深厚友谊且志趣相投。张籍写的《逢王建有赠》中有句云 :“年状皆齐初有髭 ,鹊山漳水每相随。”可见两人一生中交游甚密 ,且“升沉不改故人情”(张籍《赠王侍御》)。他们的经历也大致相同 ,特别是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期都处于人生的逆境 :张籍患眼疾几乎失明 ,贫病交迫 ;王建“沉沧下僚”,久不得志。而期间他们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 ,…     

略论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轨迹

在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进程中,音乐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是影响歌诗体式的重要原因。《诗经》与雅乐的分离是四言诗衰蜕的根本原因。楚歌疏离音乐而赋化,形成《离骚》类抒情诗的新特点。新题乐府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打破歌诗与徒诗界限,造成乐府歌诗向徒诗的演化。文人开启词体雅化,诗体为词体雅化的参照,而音乐变化导致词体脱离音乐。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散曲的尚俗特征,文人雅化难以突破曲体制约。在尚俗与雅化博弈中,造成散曲雅俗互陈的状态。中国古代歌诗的演化历史,为中国新诗进入歌诗时代提供了启示。     

近30年新乐府研究综述

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继1950--60年代的研究高潮之后,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至今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仍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占著着重要地位.从诸多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可以发现,近30年对于新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辨论"新乐府"运动之有无;研究"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新乐府"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等几个方面.     

唐代新乐府诗派的批评论

崛起于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诗派,着眼于创作实践的角度,就新乐府创作与批评,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其重点主要表现在“因事立题”、“即事名篇”、“病时”特质、“五为”方向、认知特点与写作规范等多个方面.这些理论主张,不仅丰富了新乐府诗派批评理论的内容,而且对建构与完善唐代乐府诗批评理论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